八道湾11号周作人旧居

　　挽救生命于一线

　　方圻祖籍安徽定远，1920年出生在北京。因为弟弟身患血友病，“他从一岁起就时常全身出血，我们一家老小爱莫能助，唯一盼的就是医生赶过来。”这种痛苦与盼望，让方圻立志长大要学医。

　　18岁那年，方圻考入了燕京大学医预系，和后来的医学名家吴蔚然、张金哲等人同班学习。之后又就读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1946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到天津中央医院工作，1948年开始任职于北京协和医院，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副院长、名誉院长等职，在心血管内科方面有极高的造诣。

　　在方圻的从医经历中，挽救病人生命于一线之间的事例太多太多。

　　1984年，北京协和医院原副院长艾刚阳心脏病发作，突然昏倒。方圻迅速赶到现场投入抢救：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摩、强心药物心内注射……50分钟过去了，血压仍为零。方圻果断采取心脏电击除颤等一系列积极、稳妥的救治措施。昏迷了60个小时的艾刚阳，奇迹般地苏醒了。

　　1993年8月，人民日报社一位副总编突发心脏剧痛，被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三度房室传导阻滞、阵发性窦性停搏和心功能不全，生命危在旦夕。吸氧、镇痛、消炎、扩张冠脉、应用尿激酶溶栓、安装临时心脏起搏器……4天后，患者恢复了正常心率。刚松一口气，险情又出现了！患者夜间呼吸突然停止，原本平稳的心率霎时消失。方圻火速诊断，制订了人工心外按摩、气管插管、麻醉机给氧的急救方案，终使这位心跳、呼吸停止10分钟的高龄患者苏醒过来。目睹的人无不捏一把汗，感叹方圻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谈起方老，当今心血管内科方面的名医无不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有的医生更以“他是我的老师”，“他是我老师的老师”而自豪。这些治病救人的成功病例本可当成炫耀的资本，但方老把这些看得很淡。他一直认为这就是他的工作，他的责任。他觉得对他个人的肯定并不重要，整个医术的传承和提高、为更多患者带来福音才是最重要的。

　　中南海的保健医

　　1956年，意气风发、年仅36岁的方圻接受了一项光荣的任务：为国家领导人做医疗保健。从那以后，他陆续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他多次获得中央颁发的特殊贡献奖，并多次代表中方医生到友好国家执行医疗保健任务。他五下南洋，参加印尼苏加诺总统的会诊；七去日内瓦，参加国际医学会议；老挝富马亲王、越南胡志明主席等病情告急时，他都代表中国做出了积极贡献，传递了问候和友谊。

　　在为领导人治病的经历中，最让方圻怀念的还是在周总理身边的日子。1973年，周总理患膀胱癌住进了305医院，方圻来到总理的身边，这一陪伴就是两年，直到周总理与世长辞。

　　在总理生病的这段时间里，方圻没日没夜地守在他的身边。总理带病批示文件，他心疼不已；总理中断治疗去接见外宾，他紧张地捏一把汗。为了挽救总理的生命，他几乎忘记了医院外的一切，观察总理的病情变化。他紧盯着心电监护仪，生怕有半点差池；反复斟酌治疗方案，只想总理能少受点罪；夜里总理的一句梦话，他都能惊醒；他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守护着总理。

　　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把总理生前使用的一座金黄色外罩的电子石英钟，赠给方圻作纪念。这个小座钟原来一直被总理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生病后又被带到病榻旁。邓大姐把这么有纪念意义的总理珍爱之物送给方圻，这里面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含义啊！

　　今天，当年总理留下的这个小座钟依然摆放在方老家的客厅，这是方家的传家宝。方老要求，“待自己和老伴不在了，它就由三个女儿轮流保管使用。若它老化不能用了，就把它调到总理与世长辞的时刻——上午9时57分，要让方家的子孙永远学习周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