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要接受采访，姚远有点不好意思地微低下头，笑笑说：“其实我的经历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他用手扶了扶眼镜边，直视着我，说：“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镜片后面是他坚定的眼神。也是这个眼神让我相信眼前这个温和谦逊的知识分子在自己所守护的东西受到破坏时，他会像战士一样反击。

　　姚远守护多年的珍贵东西，就是一片片传统的古城区。1981年姚远出生在南京，这座千年的古城保留了一些珍贵的文化遗迹，它们是姚远的启蒙乐园。他穿梭在那些貌似寻常的巷陌，看着街头巷尾的碑刻、柱础、湖石，想象着古迹背后那些沉淀千年、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秘密。年少的姚远沉浸在南京古城的魅力中，但当时他还未真正懂得这些文化古迹的巨大价值，从启蒙到深入了解的转变是在他1999年去北京上大学之后。

　　“我第一次探访北京府学胡同文丞相祠时，在那看见了一块石碑，那上面镌刻了文天祥的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为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化古迹作为最真实、最具体的历史‘现场’，具有一种让人穿越时空与历代先贤对话的魔力，我爱上了这种与时间对话的感受。”

　　这次古迹探访的触动，让姚远迷上了古建筑，他开始踏访大江南北的名胜古迹，四处拍摄图片。然而，上世纪末开始兴起的全国性城市改造运动，让姚远所珍爱的文化古迹陷入了被摧毁的危难之中。

　　2006年，就在姚远的故乡南京，秦淮区、颜料坊、钓鱼台、秦淮河沿岸等历史街区被纳入“旧城改造”的范围，即将拆除。得知消息后，姚远起草紧急呼吁信，给相关的专家学者和代表委员发出了300封信。呼吁信发出的第二天一早，姚远就接到了曾主持起草文物保护法的谢辰生先生的电话，谢先生对他表示坚决支持。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和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舒乙也鼓励了姚远的行动。但是，“不让一些人拆除古城就像是在虎口夺食”，最终，这份珍贵的“食物”难逃被拆除的厄运，近50万平方米的历史街区被无情的推土机推倒。

　　说到那些大拆大建中永远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传统民居，姚远痛惜得直摇头，“中国的物质性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建筑、旅游这样器物层面的价值，它们更是承载着人类的记忆和情感，可以说每一座古建筑，都是一种历史与文化，过去与今天的复合体。有人打着旧城改造和改善民生的旗帜，将历史街区夷为平地，使得历史性的城市文化空间被破坏，历史文脉被割裂、社区邻里解体，并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

　　2006年保护南京古城区虽以失败告终，但却打响了姚远文化遗产保卫战的第一枪，此后，他参与了梁思成故居、东四八条、西四北大街等历史遗迹的保护，他以笔为武器，在媒体报刊上发表文章，为文化遗产保护大声疾呼。2010年，姚远与专家联名提出40条建议被《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采纳。同年，北京钟鼓楼的开发计划在姚远的奔走呼吁下被停止。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挽救文化遗产面临着一个重大难题。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利益集团相勾结，致使文物执法出现有法难依，违法难究的情况。

　　“国家文物局2011年发布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统计资料显示，在20多年的时间里有4.4万处文物古迹消失了，这些消失的文物大半毁于各类建筑活动，其主要原因就是法人违法。举个例子，2009年因为社会舆论的呼吁，险些被拆迁的梁思成故居被北京市文物和规划部门确定保留，可是在2012年1月，经社会各界努力保存下来的故居还是被开发商‘维修性’拆除了。”

　　最近，姚远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城市政治学视域下的城市遗产保护机制研究》，他希望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有助于国家从法治角度来保护文物古城。“政策或法律尽管是一纸文书，但只要有人去触动，它就能站起来，变成一套强有力的程序，约束政府行为。”（张碧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