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事眼里，华鲁纯可能是最不保重身体的主任医师了。

　　每周一上午，他的门诊总是排起长队，其间，“插队加号”者无数。与他同组的搭档蒿汉坤告诉记者，华鲁纯是“来者不拒”型的医生，“来加号的，他一律都给加。”有好几次，他是在下午1点半第二批门诊医生来上班时，被人“赶”走的。

　　每天上午10点30分，是医院上午门诊挂号的截止时间。这个时间点以后，即使医生同意给病人加号，病人也无法在医院电脑系统内挂上号。每到这个时候，华鲁纯就会自动开启“免费看病”时间，“人家大老远过来不容易，我给他看一下，大概什么情况，不能耽误人家病情。”他低下头，小声说，“拒绝病人的话，太残忍了。”

　　有时候遇到家里很穷、借钱来手术的病人，华鲁纯给病人开刀时，像吻合器之类的自费耗材全部不用，就靠自己一双手、一针一线缝合很久。

　　华鲁纯对待病人的态度，多少与他过去的人生经历有些关系。51岁的他，曾在32岁那年，被查出患有恶性淋巴肿瘤。他经历过一个肿瘤病人需要经历的一切，包括“误诊”在内。

　　最开始的时候，诊断失误，这是很多肿瘤患者都会经历的“查病”过程。1995年时，华鲁纯连续两个月发烧、腹泻，去医院就诊，一直被当做普通的胃肠道感染来处理。华鲁纯自己也没发现任何异样。

　　有一天，华鲁纯摸到自己腹部有一个明显肿块，才发现，可能出问题了。

　　送进手术室后，不到两个小时，华鲁纯就被推了出来。“当时我就知道，肿瘤肯定没有切除。”那个长在他腹腔中的肿瘤，包裹住了他腹腔内的大血管，无法进行手术切除。经切片化验，他患上了恶性淋巴肿瘤。腹腔肿瘤的同时，他的颈部也出现了淋巴结，当时被误以为是结核病又治了一段时间。

　　切腹手术、化疗、放疗、休整、再化疗、再放疗，再吃中药调养，这个年轻的医生经历了一回跟病人一样的癌症规范治疗流程。几年愈后，他重新投入工作，万事都讲究“将心比心”。

　　1月中旬的一天，一个先后在他手里做过胃癌手术和肠癌手术的“老朋友”在病房中去世。他带着自己的小组成员一道给这个病人鞠躬送行。十几年来，只要他在病房上班，遇到自己的病人离世，他都会去送上一程。

　　“我们做医生的，应该的。”华鲁纯总爱把“应该的”挂在嘴边，但实际上，他本来可能并“不应该”成为一名医生。

　　华鲁纯的父母都是医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高中时代的他就已经饱受“医二代”之苦。他的父母从上海支援去山东工作，华鲁纯从小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等年纪稍大一些了，每逢寒暑假他就去山东跟着父母过。

　　即便是这样短暂的相逢，他也过得并不算太如意，“经常睡到半夜，被敲门声吵醒。”因为医生太苦，父母向来不支持他学医。

　　高二那年，他的母亲罹患“肺结核”。但这是一次误诊。母亲在山东进行开胸手术后，发现根本不是原先说的肺结核，而是严重的晚期肺癌。“一开始是误诊了，耽误病情，又让她受了很多不必要的苦。”在父母的一直反对下，华鲁纯毅然报考了上海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目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误诊少一些，再少一些。

　　直到他从医28年后的今天，病人的疾苦仍是他考虑的首要因素，“让病人少受点罪”是他安排治疗的唯一前提。很多在权威医院、医生那里，没人肯接的、风险极大的手术，他都接了下来。

　　过年前，唐秀娣又准时给华鲁纯送来了自制的宁波汤圆和宁波年糕等土特产。5年前，华鲁纯为她做了甲状旁腺肿瘤剥除手术，愈后良好。每年过年，她都要给华医生送些土特产，以报“救命之恩”。

　　唐的病，此前曾辗转沪上多家权威医院，均未能获得治疗。其中有一家内分泌科顶级医院，让她住了3周的院，最后给她打了一针退热针，“把我赶回家了。说是没法治。”

　　她后来慕名到华山医院，找“好说话”的华医生。因为看不清肿瘤的具体方位，对她的治疗必须“先开刀”再说，但很少有医生愿意冒这个风险，“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哑巴，无法发声，很容易产生纠纷。”

　　但唐秀娣已经拖不起了。她记得自己那会儿有一项癌症诊断相关指标是正常人的几百倍，“疼得不得了。”

　　当时只是副主任医师的华鲁纯果然像网上病友评论说的那样，“不一样”。他在反复与唐秀娣沟通手术风险后，告诉她，“我一定尽力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