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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李德仁:青年一代要敢于质疑
//www.workercn.cn2015-07-27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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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老师没有标准答案”

  清贫但愉快的中学时代,李德仁学得游刃有余,“因为中学时的老师水平都特别高”。

  在那个年代,地理老师是走过国内外将近100个城市的“活地图”,上课像在讲故事,不知不觉就下课了。李德仁至今记得老师当时用了3句话描述贵州,“‘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两银’,太生动了。”

  现在孩子们都很头疼学英语,但是在李德仁的中学阶段,枯燥乏味的英文学习却充满了乐趣,“老师会画一个‘井’字格,在任意一个位置填一个字母,像填字游戏一样,看我们谁能组出的单词更多”。

  尽管高中就改学俄语,但就靠着3年初中打下的基础和后来的自学,在如今的课堂上,李德仁仍能用流利的英语为留学生讲课。

  除了课堂学习,他参加了许多兴趣小组,数学课外活动小组和化学课外活动小组是他的最爱。

  叶凤梧是李德仁的数学老师,他亲自带领学生用小平板仪测量学校旁边一座颇有来历的小山的高度,“这也许就是我后来学测绘遥感的一种启蒙吧!”

  化学老师朱广鉴是江苏名师,李德仁跟着他做实验,自己亲手做过酒精、肥皂和烫金边的扑克牌。把课堂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是当时毛泽东提倡的学习方法,他们乐此不疲地投入其中。

  回首过往,在李德仁看来,亲自动手参与和生动的教学正是让中学时代的自己对学习、对科研产生强烈兴趣的源头。

  感佩当年的好老师之外,当年“口试”形式在今天中学的消失则让他遗憾不已。

  李德仁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小孩做题没得到100分,原因是有道填空题:“我家的窗前有一片”,答案是草地,小孩填的是草坪,扣了一分。这个小孩就问他爷爷,为什么草坪就没分,草地就有分,“其实这个小孩聪明啊,我家院子前面就是块草坪。但是老师就认定标准答案是草地”。

  “现在考试太机械了,笔试缺陷很多,统一的答案扼杀学生个性化创造思维。”李德仁叹息道。

  他至今记得当时从苏联引入的“口试”考核的情景:一道题目,3个学生吵翻天,最后老师说甲这个好在哪儿,乙这个好在哪儿,丙这个好在哪儿,再讨论答案,“学生的兴趣就调动起来了。”

  “一个好老师千万不要拘泥统一的答案,要留些题目给学生自己创造的空间。”李德仁说。

  “青年一代要敢于质疑”

  学业之外,李德仁最大的兴趣是读书。

  今天,电脑、手机,新媒体的阅读方式在青少年中风靡,但是李德仁从不担心电子书对纸质书的威胁。

  1950年代的校园,甚至没有电视和广播,主要的休闲方式就是看小说、连环画,“《红楼梦》《儒林外史》我都看了很多遍”。

  李德仁渐渐开始广泛涉猎,看过大把大把的“野书”,借了还、还了借,甚至一度拥有上十个借书证,“书上记录的都是前人、古人的文化知识,它能保留下来就说明是些好东西,特别是人类科学文化的结晶,都写在书上”。

  伴随着读书之路,敢于质疑的精神一直如影随形,“我读书时胆子大,爱提问,常把自己对名家著作的质疑写成读书心得,到处寻找老师求解”。

  他曾在老师自己命题的试卷上发现了错误,“假分数的定义,分子大于或等于分母就是假分数,但是卷子上写的是大于,没有等于”。

  大胆的质疑让李德仁在那次卷面满分100分的试卷上获得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分数——103分。

  大四时,他发现苏联专家撰写的教科书上的公式有问题,写了好几篇文章。当时的测绘学院院长王之卓教授看到了他的文章,写了很多批注,还把李德仁叫到家中详谈。

  半个世纪过去,李德仁仍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谈话从下午5点开始,既切中重点又天马行空,浑然不觉天色已晚。师母多次请我们到餐厅吃饭,被兴致正浓的王老一推再推,直到晚上9点”。

  正是这样的质疑和认可让他不断成长。

  李德仁博士毕业那年,就提出用包括误差可发现性和可区分性在内的基于两个多维备选假设的扩展的可靠性理论来处理测量误差,科学地“解决了测量学上一个百年未解难题”。今天,全世界都在用李德仁的理论去矫正自己的航测平差系统。

  而今,“鼓励学生对前人的知识质疑,对模型公式进行分析,寻找毛病”已经成为李德仁培养学生的“秘密武器”。

  “不迷信书本,不迷信父母,不迷信老师。”李德仁这样告诫青年一代。

  在李德仁看来,读书与思维是科学家的两大特点。有了读书和思考的功底,创新才有源头,而不是凭空想象。

  “读书和思考之后你才能发现还有哪个问题没有解决,才会有创新。”他鼓励学生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去思考创新,而创新就是一个想法,也可能是一个新概念、新理论、新观点,所以创新之后就一定要实践,“读书、思维、创新、改革,这就是年轻人应该努力的方向”。

  多年来,循着这样的路径,他所在的团队先后培养了一名中科院院士、一名工程院院士、7名长江学者、3名国家杰出青年、5名973首席科学家。

  “总说中国创新人才不够,这是为什么?”李德仁说,问题出在培养机制上,沉重的课业压力与死板的教育机制,绑住了中国孩子的创造力,“多给学生一点空间,能够发现更多的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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