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坛上，曾流传着这样一段话：“在陕北，提到路遥，就有人请你吃饭；在矿区，提到刘庆邦，就有人请你喝酒。”刘庆邦的创作被称为“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他数十年来始终深切关注着中国的底层社会，挖掘着底层人物的灵魂与声音。日前，刘庆邦现实题材长篇小说《黄泥地》引发热议，在这部直面中国乡村社会、道德、伦理的现实题材长篇力作中，刘庆邦以“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的现实主义笔法，讲述了一段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性故事。改革的艰难，人性的堕落，人心的冷漠，正义与善的软弱和无望……这些都观照着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现实。

　　记者在北京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见到了刘庆邦，作为政协委员，他此次带来了《关于建立北京市文学艺术家终身成就奖和杰出作家奖评选制度》的提案，建议北京市对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建立评奖制度，激励他们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在会议间歇，刘庆邦与记者聊起了《黄泥地》和小说中涉及到的“基层腐败”话题。

　　笔下的人物离不开生活原型

　　房户营村的村民们不满于接任老支书房守本的是其子房光民，更不满于房光民上任之后的腐败行径，由房守现牵头，动员村里德高望重、在县城教书的老师房国春到县里去告状，终于告倒了房光民，然而房国春发现，自己似乎陷入了一个精心编织的阴谋之中……房守现之子接任支书，房国春却在房守本家族疯狂的打击报复中，不得不继续上访，直至家破人亡。小说《黄泥地》将基层腐败、土地非法流转、公权力滥用、司法不作为等诸多问题写得惊心动魄。

　　然而对于刘庆邦来说，他并不赞成“写基层腐败”的定位。“我的小说不是反腐的，我对反腐题材不是很感兴趣，反腐题材不构成我的审美对象，但是它确实涉及到了一些基层腐败问题。”刘庆邦认为，《黄泥地》主要写的是人的感情、人的丰富性。“腐败是社会层面的东西，这是比较浅的层面，人性的层面和心灵化的层面更深刻。”

　　刘庆邦在农村一直生活到19岁，他结识了很多村支书、大队长、教师……农村生活给予了他很大的灵感和创作源泉。时至今日，他仍将“回老家去”作为自己深入生活的最直接方式。刘庆邦表示，他写人物，特别是写长篇小说中的人物，一定要有现实生活原型进行支撑。“我的每一部长篇的主要人物都是原型，离开原型我不可能想象。”

　　在《黄泥地》中，刘庆邦塑造了房国春这样一个底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当村民们请房国春出面反对村支书时，他精神骨髓里“为生民立命”的传统意识，及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抱负与情怀被激发了，推动着他不断走向前台，也铸就了他随后的悲剧人生。

　　“房国春这个人物，开始大家利用他、抬他，后来他被迫走上上访之路，家破人亡，非常惨。但他有一种韧性，这一点他有一些传统的‘士’的精神，最后仍然不屈服。我塑造了这个人物，我觉得现在中国需要这样的人物。问题是，当他受难的时候，村民们对他冷嘲热讽、漠不关心，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国民性——人们没有正义感，自私、狭隘。我觉得我们作家有责任，把我们国民性的负面揭示出来。”刘庆邦说。

　　国民文化有一种“泥性”

　　《黄泥地》中对房国春回乡一段有这样的描写：“这里的泥巴起来得可真快，看着地还是原来的地，路还是原来的路，可房国春的双脚一踏进去，觉得往下一陷，就陷落进去。稀泥自下而上漫上来，并包上来，先漫过鞋底，再漫过脚面，继而把他的整个脚都包住了。”这不仅是刘庆邦对于房国春这个人物境遇的描述，也是对国民性中“泥性”的一种隐喻和思考。

　　刘庆邦在《告别泥涂》一文中曾如是描绘：“我老家的泥巴被称为黄胶泥，是很厉害的。雨水一浸淫，泥巴里所包含的胶黏性就散发出来，变成一种死缠烂打的纠缠性和构陷性力量。”而小说《黄泥地》中房户营这一乡村社会的“国民性”印记也同样体现在“泥性”，尤其体现在“纠缠性”与“构陷性”的共谋之中。

　　“我给小说命名‘黄泥地’，有一种借喻：我们国民文化有一种‘泥性’，有一种‘构陷性’，人一旦陷进去很难自拔。”刘庆邦告诉北京晚报记者，由于长期在煤炭系统工作，他曾结识了不少企业家。“以前印象很好的，后来突然就听到被双规了，扛不住了。有人对我说，你如果在这个位置，你可能也扛不住。这种‘扛不住’就是国民性的‘泥性’。”

　　从去年开始，中央对反腐败的力度明显加大，“基层腐败”、“小官大贪”等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广泛讨论。刘庆邦十分赞成目前的反腐力度，但他也表示：“这种反腐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需要做的工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要随着国家的不断进步，比如制度的建立，法治的不断成熟，才有可能让腐败逐渐减少。”“只要有腐败的土壤在，腐败就不可避免。”刘庆邦认为，在文化教育方面，就更加体现作家的责任感。“我们有责任通过艺术形式，表达我们的诉求，树立一些艺术形象，久而久之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成长 J227 阎彤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