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很早便进军文坛的作家，作品几乎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一举一动，都能引发关注。无论是生活中饱经磨难，还是文坛上功成名就，“青春活力”与“积极心态”几乎是这位作家在生活与创作上得到的一致评价。他说，自己的乐观源自拥有光明底色，“写作是中心。一切经验对喜欢写作的人都有意义，你的人生和历练是不会糟践的。”

　　面对困难不绝望

　　王蒙出生于1934年。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到《青春万岁》、《布礼》、《活动变人形》等，王蒙的作品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1956年，在洋洋洒洒20多万字的《青春万岁》还在修改之时，那部名噪一时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率先出版了。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王蒙高调跨入文坛，随即陷入争议漩涡。1963年，王蒙来到新疆，一住就是16年。

　　在外人看来，生活条件变得艰苦了。但王蒙始终认为，就是这个比较困难的时间段对他来说仍然有许多正面的东西，比如说扩大视野、甚至是锻炼身体。少年时代的王蒙身体非常差，疾病连连，“有人说我能活到30岁就不容易了。”乐观的心态支撑王蒙坚持下来。他学会了做饭、磨面，甚至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还当过炊事员，无论如何艰难，从来没有悲观到彻底垮台的境况，“有个朋友说过一句话，只要自己不垮，别人是搞不垮你的。这也可以用到我身上。”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使我们对国家、民族，对自己的生活与未来充满了一种光明的期待。”这种期待构成了王蒙生命中光明的底色，同时，他也有一种来自对自身为人、智商的自信，“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没有绝望过。”

　　视写作为中心

　　在新疆的10多年，王蒙的写作受到了一点影响。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在那段时间内，他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出版。王蒙坦率地承认，那会儿对写作在短期内是没有抱什么希望的，“但是喜欢写作的人有个好处，一切的经验对他都是有意义的。有好事儿当然高兴，遇到不好的事儿，有无奈、悲哀，但也‘不糟践’，你的人生和历练是不会糟践的。”

　　“另外，在我人生的历练上，有城市生活也有农村生活；有首都生活也有边远地区生活；有汉族生活也有其他兄弟民族的生活经历。这都是用黄金也换不来的。”王蒙的话给自己的经历做出了最好的注解，“越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越要给自己找到正面的东西，给自己寻找正能量，让自己能以阳光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的各种遭遇。”

　　回到北京后，王蒙担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开始连续发表作品：长篇、短篇……令人目不暇接。那会儿，他已经是一个年过40的中年作家，并在随后的时光里历任《人民文学》主编、文化部部长等职，工作愈加繁忙。但他的创作生命却仍然是青春的，他的作品数量与质量，让很多年轻作家望尘莫及。

　　“写作仍然是中心。那么多的生活面儿呢，给了我写作的资源，给了我精神的力量。”提起那些成就，王蒙淡淡地回答，“至于在乐观不乐观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商量的。不乐观，那您能选择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