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从开始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到现在，您写了1600万字，令人佩服。那您能谈谈写作在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吗？

　　王蒙：写作仍然是中心。我感兴趣的面儿比较广，生活的经验也比较多方面，这都给了我写作的资源和精神的力量。这些力量和资源表现出来，不能说在盈利上有多少，首先还是要聚焦在写作上。

　　中新网：在您新书发布会上，您的夫人单三娅一直陪同您，听到会心处会点头微笑。夫人对您的写作有建议吗？您平时的生活状态如何？

　　王蒙：建议那是非常多的。因为她是光明日报的老记者。比较关心文化、传统、艺术啊这些东西。包括有许多的作品都会交流、讨论，她也提出意见；同时她有长期做编辑工作的经验，会有一种职业的习惯，对于你的文字、说法感到有疑议会提出，对我是一种及时、切近的帮助。至于一年中，就工作来说，一是写作，一是讲课。讲课的量相当大，去年一年讲过四十场。前几年讲过六十场，有一年讲课数量达到过八十场，平均每星期一次半的样子。其中很多夫人都陪我去，在北京倒不一定随行。关于生活，我觉得要把时间分配好。再有，我当然也去会一些朋友、还会去阅读，写作的东西离不开阅读，娱乐、休息、体育方面的活动也有，尽量争取一周游两次泳，夏天到海边去，还争取在海边上游游泳。有时候我还散步、逛公园，打保龄球、打乒乓球。虽然打的不好，就是让自己活动活动，推迟衰老，当然保持青春就保持不了了。我今天也讲了，在乐观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商量的。您不乐观，您能怎么着呢？

　　中新网：随着社会发展，现在文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网络文学兴起等，您会关注这些问题吗？您认为当今文坛与过去相比有何变化？

　　王蒙：内容多样化。那种消费性的、娱乐性的东西比过去更多。还有现代的文坛受到一些新媒体的冲击。因为这种多媒体和新媒体，比光是文字的东西容易推广。比如说一部电视剧的受众比一本书的受众不知道多多少，而一本书有几万人阅读已经非常成功了，但是一个电视剧可不是几万，也可能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在看，这些情况都很多。传播的手段也不一样了。好处是使我们文化的产品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坏处是大众接受很好，但是大众接受又把这个水准往下拉，拉倒一个平均数上，我们时时面对这样的问题。

　　中新网：记得曾有报道说您提出过“作家学者化”，近年您从研究老子、庄子学说到现在的解读论语，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的？

　　王蒙：现在都这么传，其实我谈的只是“作家的非学者化”。简单的说就是解放后的作家在受教育的程度、知识的面上，比过去显得有所降低。但是作家是各式各样的，不可能都是学者化。我另外也还写过“学问对作家之累”，学问太多了，也是一个局限。胡适说曹雪芹没受过很好教育，胡适是很受尊重的学者，但是这个说法，我觉得比较可笑。如果曹雪芹读到过博士、博士后，学问可能比在世的时候多，不可能写出《红楼梦》，当然《红楼梦》理的知识也很多，是百科全书什么都写到了。这个我不拘一格。我提倡作家提高文化水准，希望有更多作家懂外语、懂自然科学，更多作家认真读过一些书。我并不是提倡所有作家都当学者，这是两路工作。

　　中新网：那么在您看来，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有何借鉴意义？

　　王蒙：传统文化的作用就是能够优化人心，使人心多一点善良、道德，多一点君子、斯文；少一点野蛮，少一点小人的那些毛病，对世道人心能够使有一定的帮助。这种传统文化也要和新文化相结合，要和全世界的先进的文化能够接上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