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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岁姚奠中:低调求简不担“大师”名(图)
//www.workercn.cn2013-12-31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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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画印“四绝”美誉海内外 坎坷半生仍享百岁高寿

101岁姚奠中:低调求简不担“大师”名(图)

 12月27日,太原市,山西大学姚奠中先生家中,其弟子及生前好友正在祭奠姚奠中先生。

    12月27日凌晨5点50分,百岁鸿儒姚奠中在山西大学亦曲园家中辞世。

    几天过去了,这位资深的国学传人辞世消息并未引起多少关注。这既源于他一世低调求简的作风,也映射出如今嘴上热衷国学者众、真正了解国学者凤毛麟角的现实。

    以现在人的标准,无法准确地评价姚奠中的价值。姚奠中一生著述并不多,也不太注意学术“产量”,不追求“著作等身”,如果按照时下大学的考评办法来考核他,似乎很难达到那些所谓“特聘教授”的标准。

    但在著名学者吴相洲看来,“姚先生是中国学术正脉的守护者。”

    半世坎坷宽宏大器享高寿

    姚奠中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1935年秋,姚奠中从山西教育学院国文系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当时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创办国学讲习会,姚奠中每周都立在窗外旁听。讲习会正式学员有70多名,章太炎手拟条规亲为遴选,最终录取7名研究生,姚奠中排名第4.

    章太炎辞世后,夫人汤国梨女士在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办预备班,姚奠中被聘为讲师,教授文学史。时年24岁的姚奠中至此开始了国学的治学教书生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1939年姚奠中与同为章门弟子的柏逸荪创办“菿汉国学讲习班”弘扬章门学术时制定的十条“教条”。

    在姚奠中的学生贺建军看来,这十条是“姚先生为学生,也是为自己确立的立身处世的原则性铭箴”。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大量流失,姚奠中频繁强调“民族之精神”、“固有文化”的重要性,并告诫他的弟子:“哲学系主要是讲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成了附庸;历史系讲授是世界史、中国史;只有中文系是以‘中’字打头的,因此承传中国文化的使命就落在了中文系的头上。”

    “姚老的一生,正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交织,大嬗变、大动荡、大变革的百年。姚老的经历本身就是折射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面镜子。”开始为姚奠中书写传记时,著名山西籍作家王东满面对姚奠中的一个世纪的生命维度第一次有了“胆怯与犹豫”。

    当他将初拟的《大师姚奠中》、《姚奠中》、《姚奠中传》3个书名念给姚奠中时,姚奠中一听“大师”二字,哈哈大笑,摇头摆手:“别大师了!担不起、担不起……”最后选定不加任何修饰语的《姚奠中》。

    “学习上比,生活下比。勤奋谦虚,身心健美。”这是姚先生对子女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的写照。

    姚奠中的诗、书、画、印被誉为“四绝”,在海内外学术界书法界享有崇高声望,亦是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女儿姚力芸说,外人以为以父亲一平方尺上万元之“润格”早已大发其财,其实他写字是不收费的,在他精神健旺之时会欣然提笔,分文不取。甚至作画时还十分节俭,一块小纸都要写满,怕浪费,别人送的好砚台他转手送人,自己用普通的石砚,他说:“工具能用就行,不必讲究太多”。

    新中国成立后,辗转半生的姚奠中离开贵州大学回到家乡的山西大学执教。紧接着他在“肃反”中被隔离审查打成右派,挖矿炼铁,下乡劳动。“文革”中他又被批斗,住牛棚,掏茅厕,烧锅炉,修田挖崖。

    一名弟子在整理姚奠中自“文革”以来9大本60多万字的日记时,心想姚老师备受冷遇20多年,日记中是不是有些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呀,“结果看了后才知道,一句也没有”。

    每当子女谈及过去的不快与苦难,他会摇摇手说:“算了,让它过去吧。”

    学术贯通看重悟性无山头

    1978年,已年过六旬的姚奠中恢复名誉,继续治学授课并开始带研究生。第一件事就是担任组长,带领20余所高等院校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编写出了一套六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作为20余所高校通用的古代文学课教材。

    教学中,他全无门户之见,充分尊重学生个人对研究方向的喜好与选择。姚奠中专精于先秦诸子,但他所带的首届十一名研究生却并无一人以此为题,刘毓庆偏爱诗经,傅如一热衷唐诗,李正民青睐元好问,梁归智则是对《红楼梦》情有独钟。

    在梁归智教授论文的序言,一开篇姚奠中便直言:“我不喜欢《红楼梦》……”即便如此,他还是支持学生博采众长,他的学生贺建军因研究《红楼梦》而成为周汝昌的私淑弟子,姚奠中非但没有生气还手书一首诗赠周汝昌:“证梦当年苦用心,雪芹异代得知音。读君佳句见怀抱,作育英才情意深。”

    教学中,姚奠中强调基础和通才的重要性,提倡先通后专,由博返约。刘毓庆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姚先生上课不带教案,空着手上讲台。只是在布置作业时,才从口袋里掏出手掌大的小本或小纸条来,抄在黑板上。与学生沟通时从不用“你应该怎样怎样”的语气,而是和风细雨,温和而不失严肃的点拨。

    近50年来,我国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一位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那样的大师?姚奠中的回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通才教育方面失之于偏颇、专业知识的覆盖面太窄。能通方有识,有识方有悟,有悟才有灵气、才有自己的喜爱和选择,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专长和特色。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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