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黄冬艳,当年7名“时代工人”中,肖红霞和彭春霞如今在家当全职妈妈,丘小院、李春英、邓涛和曹彬等4人则依然在一线坚守。只是大家早已各奔南北西东。

　　2017年的夏天,成都比曹彬记忆中的深圳还热。他每天早上7点不到就得骑电动车出门,去成都一所大学的工地上烧电焊。那是一座图书馆。校方要求9月1日对学生开放,工期很赶。

　　曹彬为包工头能接下这活高兴。像他这样的电焊工,日薪不低,但问题是不一定每天都有活干。开工即意味着最近的生活有了着落。

　　曹彬1989年出生。他的微信头像是动漫人气角色“海贼王”路飞。他和比自己大两个月的妻子彭春霞是“时代工人”中年龄最小的两个。

　　当初大家登上《时代》周刊,“时代工人”吸引了国内多家媒体关注。曹彬的QQ相册里还有大家参加湖南卫视综艺栏目《天天向上》时的照片。

　　深圳某企业曾提出愿意聘请形象姣好的彭春霞担任形象代言人。但被彭春霞婉拒。8年之后,曹彬不否认这有自己的原因。那时,他们两个年轻人刚开始谈恋爱,还没有对外公开。

　　此后不到两年,老家四川德阳的曹彬就带着怀孕的妻子离开深圳到成都定居。他们是“时代工人”中最早离开深圳的。

　　除了父亲和大哥,在成都的亲友并不知道他们夫妇曾登上过《时代》周刊。“或许这件事在我们接触不到的圈子里很有意义。但对我们本身没有影响。”曹彬说。

　　2009年,他是莱依迪公司的一名技术员。虽然工资只有两千七八,但工作内容与现在成天待在工地上,还总有人催着,相比并不繁重。

　　岁月一去不返。8年后,当年20岁出头的曹彬已为人父。曾经无忧无虑的大男孩成了要扛起一个家庭的男人。

　　孩子出生后,彭春霞为照顾孩子,放弃了工作。一家三口生活重担都落在曹彬肩上。

　　在深圳的时候,曹彬下班喜欢“宅”在宿舍看动漫。现在每当工头通知加班,28岁的他就感到踏实。有时人累得要死。“一想老婆和孩子,为了他们还是得拼。他们还是理解我的。再累再苦还是继续。”

　　现在曹彬休息时,会陪儿子去游乐场或者动物园。孩子最喜欢的动物是熊猫和猴子。

　　至于工友们,近几年联系很少了。他依稀记得,前几年的一个晚上,邓涛给他打过一次电话。但电话里讲的什么内容,他已记不清了。

　　“那是我刚到宁夏的时候。在矿上孤零零的,喝了点酒,突然特别想找人说说话。”2017年8月某天的傍晚,在宁夏石嘴山宿舍昏黄的灯光下,邓涛聊起曹彬记不清的那次通话。

　　7名“时代工人”中,邓涛和曹彬是仅有的两名男性。比起曹彬,1986年出生的邓涛性格更为开朗。

　　邓涛对深圳的回忆更多是技校毕业的同学们一同从湖南到深圳打工,下班之后一起吃烤串打篮球。“那时候,同学多朋友多。在莱依迪公司我们就有十来个同学。没太多考虑工资。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很快乐。”

　　8年前的邓涛万万想不到自己会一个人到远隔千山万水的宁夏谋生。曹彬彭春霞离开深圳不久,邓涛回到湖南常德老家跟着熟人的工程队做了一段时间水电安装。

　　后来,亲戚给他介绍了宁夏石嘴山一家爆破公司的工作机会。因为是国企,收入稳定,邓涛决定到离家1700公里的地方碰碰运气。

　　从常德坐火车到西安,再从西安坐火车到银川,然后从银川坐上大巴到一个叫白芨沟的地方。在贺兰山脚下,第一次到西北的邓涛惊叹于四野雄奇苍茫。

　　“大巴车上刚开始还有几个人。进山之后,只剩我和司机了。很远很远的路,看不到一个人,一栋房子。当时真有点想回去。”

　　邓涛终究没有回家。性格合群的他很快和队里的湖南老乡熟识起来。爆破公司收入不错。但去年因为政策原因,当地不少矿场停工,爆破公司没了生意。邓涛回老家休息了小半年,2017年夏天才刚刚又回到宁夏,重新开工。

　　原本公司通知新的爆破项目在石嘴山往北50多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但在乌海市努力治理环境摘掉“黑帽子”的大背景下,项目没有进展。

　　现在,公司将包括邓涛在内的大部分工人派到当地一家制造炸药的关联企业。炸药厂的活比爆破辛苦,要干很多力气活,有时会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前两天开会时,经理动员:一切以客户为重,只要有订单就必须得加班。

　　面对公司的种种变动,邓涛只能咬牙坚持。来宁夏3年中,老家亲戚给他说了个媳妇。如今,他也当上了爸爸。

　　和曹彬一样,邓涛也从无忧无虑的男孩成长为要守护一个家庭的男人,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

　　“在深圳的时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责任不一样了,考虑的东西也不一样了。”今年夏天,没有空调的宿舍热得实在太厉害,他才花几十块钱给自己买了一个小风扇挂在床上。

　　有个老同学在深圳创业,招呼邓涛回深圳发展。邓涛动过心思,但想到自己的家庭,他又犹豫是否要踏出这一步。

　　“另外一个朋友跟着去了。我问那位朋友现在一个月拿多少钱。他说,还在初创阶段……我现在有家有口,也不太好每月都催朋友发工资吧?”邓涛现在的工作相对稳定。即使停工,每月也会有1000块的保底工资。

　　老家的妻子想到石嘴山陪他,邓涛去附近中介看了看租房信息,拒绝了妻子的要求。考量很现实——如果带着孩子过来,妻子照顾孩子也没法出去打工。收入没有增加,反而白白会多一笔房租支出。

　　妻子又问他能不能回常德发展。但常德的薪水不如宁夏。面对现在的处境,邓涛有些两难。

　　“总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头,但个人的能力很有限。说不定明年我就不在这里了。”迎着黄河边温和的晚风,看着附近晚饭后陪孩子到广场上散步的父母们,邓涛说。

　　留下的,各有苦辣酸甜

　　2017年,丘小院最大的收获是和爱人在梅州老家的镇上买了套房子。漂泊多年的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8年间,有人离开,有人成长,有人留下。深圳这座城市也变了很多——

　　“我们那个时候住宿舍。现在工厂都不建宿舍了。老工厂有宿舍,年轻人也不愿意住。年轻人喜欢自己租房,一定要有网络。现在的城中村非常火爆。”

　　“当年我们背负着家庭负担出来,找工作更在意工资。现在的年轻人一开始就会问一个月能休几天。他们会在意这份工作能不能体现自己价值。”

　　“现在工人整体对自我权利的意识都在慢慢改变进步。以前我们只要有工资拿就高兴,有加班就高兴。现在的工人会考虑得更全面,比如我不想加班,你要我加班,还罚我款,就会想到《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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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租住的房子里,肖红霞有很多感慨。

　　成为“时代工人”后,肖红霞接受的采访是7名工人里最多的。虽然年龄比黄冬艳和李春英小,但她一直是大家公认最有主意的“大姐”。当年美国记者也是先联系到肖红霞,才有了7位工友一起登上《时代》周刊的际遇。

　　2011年,从莱依迪辞职的肖红霞办了一家时代女工服务部,义务为女工卫生健康、权益维护服务。可惜,后来因为资金问题,服务部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