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发布长微博，首次就龙应台作品“转会”发表看法，措辞比较强烈，他用“不守游戏规则”、“过河拆桥”、“决绝”等词来形容曾经的合作伙伴龙应台。

　　出版者和作者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口头官司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众多闹上法庭对簿公堂的，关于 “出版社欺诈”、“作家跳槽”等等新闻层出不穷，出版工程中的两个关键主体，出版者和作家全都怨声载道。

　　究竟是什么让出版社和作家之间纷争不断？著名学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兴国说：“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有什么样的法律就有什么样的人，权责关系的不明确。法律保护的不细致和不到位，造就了急功近利的处事态度，而急功近利的态度，必然决定了利益才是影响社会关系的关键”。

　　绵延亘古的问题

　　利益纠纷、版权纠葛，作家频频跳槽，出版社屡屡侵权，各种负面的新闻出现在出版者和作家之间，这个出版链条中最基础的两个环节，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太多不应该出现的纠结和错乱。

　　作家们骂出版社瞒骗欺诈，侵害作者利益，出版社骂作家见利忘义，出了名就跳槽。双方各说各话，各有各理，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权责的问题，李兴国说：“出版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而版权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众多纠纷之中，版权问题最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也是现实性的问题。从历史而言，中国是一个没有版权传统的国家，古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说大公无私，一个人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写出来自然就应该共享，不应该以此谋利，倘若卖钱，往往就会被认为势利，连带着连人品也会被否定。现代社会中，虽然已经有了《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等保护创作者权益的法律，但是传统的意识依旧还影响着人们”。

　　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续而来的出版社，有类似观念的并非不存在，李兴国说：“似乎作者要谈权利、讲利益，就是不愿为社会做贡献。这导致虽然我们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也一直在讲依法治国，但是还是有许多出版社不愿意履行责任，不愿意依法出版，而作者本身，则往往不会保护、或者难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作者一稿多投，出版社隐瞒印数等等报道，使得出版社和作者之间的复杂而又尴尬的矛盾暴露在人们的面前，李兴国说：“还是有法不依，即便有出版社原因依法合作，但他们拟订的合同，往往会有大量的霸王条款，全都是有利于出版社一方的，对作者的权益却极少保护。问题是，作者往往只能签这种合同，要不然作品就很难得到出版的机会。面对这种侵害权益的现象，维权将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而且即便维权成功，但整个环境如此，成功的代价太高了，因为这意味着以后可能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个作家的书了”。

　　长合约有无可能？

　　不久前，一篇名为《我们从英国出版学到什么》的文章，曾引起很多关注和讨论，文章中“长期合约”、“专业运营”等概念，对于国内的出版业来说，不无借鉴之处。

　　然而，问题在于，不论是长期合约也好，还是专业运营也罢，想要实现，却都困难重重。有评论者指出，长期合约在国内很难实现，原因在于作者根本不敢签，因为签约对于作者意味着束缚，而对于出版社来说却意味着长期的权利，可以随心所欲，一个新人作者，或许会被一纸长合约毁掉，“谁能保证，出版社签约后会不会继续为这个作者投资呢？”李兴国说：“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以现在的状况来看，出版者对于作者来说毫无疑问是强势的，比如说签订了合同，作者不按时交稿是不可能的，但是交稿之后，几年不出版的事情都有。作者的权益如何保证呢？”

　　服务同样是出版社的软肋之一，“签约的时候是一张脸，签约后是另一张脸，付钱时又是一张脸。”这是许多作者对于出版者的抱怨。而另一面，出版者也抱怨作者见利忘义，谁给钱多就找谁等等。

　　对此，李兴国说：“凡是纠缠不清者，都一定有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很多时候还得追溯到法律的层面，法律不细致，法律不能适应新的现象，就会出现各说各理，争论不休的问题。法律不细，就要靠解释，解释不清，就加上道德批判，最终相互攻讦，谁也不服谁，谁都认为对方错了，自己吃亏了。其实这些人未必是坏人，但不是坏人，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坏事，任何事情都需要合理的规矩，规矩不到，亲兄弟都可能翻脸，更不用说合作者了。所以，就会每每出现刚合作时一团蜜糖一般，到后来却各自成仇”。

　　作者不敢轻易相信出版社，出版社也不敢轻易投资给作者，两厢攻讦的结果，是两头都怕，两边都怨，这不是出版社的错，更不是作者的错，李兴国说：“根本还在于依法治国，在于法律完善和更新，使得法律真正能够保护各方的合法利益，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