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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艺术家韩天衡:一箩筐表扬,有什么意思(图)
//www.workercn.cn2014-07-25来源: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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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岁参军,在温州东海舰队,有幸拜在时任温州博物馆馆长、金石大家方介堪先生门下。只要从部队上请到假,我就搭来回3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温州市里去找方馆长。那时候没有手机,他又经常跑来跑去开会,常常我赶到博物馆,扑了个空,又赶去另一个地方找他。好不容易找到他了,他碰巧还在开会,只能偷空跑出来几分钟,看看我的印,简单说几句,这个印路子对的,那根线条不好。

  部队对军容军纪的要求是很严的,夏天也必须戴帽子、扣紧风纪扣。大热天,我一天奔波往返,回到驻地时,一摘下帽子,帽子直往下滴水;一脱下衣服,衣服后背上都是白花花的盐。

  在东海舰队温州海军的4年里,我没有看过一部电影一场戏,还总是主动替战友们值班,因为值班的两小时里,我可以静心游艺于方寸之间。这在今天的小青年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解放周末:正应了那句话,不疯魔,不成活。

  韩天衡:呵呵,有点吧。那时候,我临摹刻印,每天至少几方,有时要几十方,刻得手痛颈疼,也都顾不上了。印刻好了,得磨平了才能再刻。那时磨石章的砂纸很难买,我就把营房里的水泥地面当砂纸。磨啊磨,等我调离温州时,那大片水泥地已经被磨得像镜面一样了(笑)。

  要想成为真正的篆刻家,不翻阅几千本古代印学书,不临摹几千方秦汉印,那是奢谈。

  解放周末:听得进批评是源于对艺术的热爱,听进去之后,又如何消化批评,将批评内化为改变呢?

  韩天衡:说到点子上了。生活中有些人对待批评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屡教不改”,那种空有姿态的“接受”批评,是毫无意义的。

  23岁那年,我去求教方去疾先生。他批评说,“你可以变啦。”一个“变”字惊若闪电,怎么变?我就不断地琢磨、不断地实践,努力去追求那种“奇中见平,动中见静”的境界,“变”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人到中年,唐云先生又评价我的书法“太实”。我体会他的意思是说,我在力的表达上应该柔和些,意境上再空灵些。

  习艺如登山,走别人铺就的路,做观光客,当然舒服,自己开路就不那么容易了。大师们的批评就像金针扎在穴位上,稳准狠,直击我的软肋,让我至今十分感念。

  解放周末:在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了许多大师的身影。

  韩天衡:是的,我常说,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在求艺途中,亲耳聆听过许多大师的点化与教诲,并能为陆俨少、李可染、刘海粟、吴作人、谢稚柳、程十发、黄胄等著名书画大师治印。

  我曾将批评指教过我的这些大师们归纳为慈母与严父两大类型。慈母洞察你的不足,但她担心直接指出短处会伤害你,便用委婉的方式让你自己去体会,方介堪、李可染、王个鋎、沙孟海、陆俨少、程十发诸公便具有这般慈母情怀;严父型的前辈,则对学生的不足,一顿臭骂,恨不能举着棍子打,戈湘岚、谢稚柳、刘海粟、陆维钊诸公的良苦用心,在他们陆续离世之后,让我愈发怀念。

  现在我自己对学生也要求他们首先要学会将批评当滋补品,清醒地消化批评,淘沙取金,必会受用无穷。即使对方批评得没道理,与其花时间辩解、反驳,不如自己埋首耕耘,他日以成果、用实力来说话。

  解放周末:听得进批评,消化得了批评,您更勇于自揭短处,自我批评。您撰述的《篆刻病印评改200例》,是您创作过程中的失败教训的集中展示。

  韩天衡:将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差池一一罗列、解析,在一些人看来如同自曝家丑,自掉身价;但我觉得将这个过程诚实地讲出来,可以对初学者有所启迪。把自己的教训化作他人的经验,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并不丢脸。

  对艺术没有纯粹的发心、满脑子想着名和利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频繁露脸、扎堆派对、参加各类互相吹捧的所谓研讨会……当下的艺术圈,不乏有艺术家摇身变为社会活动家,沽名钓誉,乐此不疲。

  以韩天衡的学术地位和艺术成就,每日接到的来自天南地北、圈内圈外的各类邀请,数不胜数。

  面对喧嚣,韩天衡一贯冷静:只参加一些纯学术性的活动。

  一次,他和相伴走过半个世纪的夫人开玩笑:“我这人很好管理的,不抽烟、不喝酒、不唱歌、不跳舞、不搓麻将、不打扑克,连游乐场也没进过,一支画笔一把刻刀一堆石头一张书桌,就满足了。”

  确实,4岁学字,6岁刻章,少年写文,而立学画,韩天衡的一辈子,始终心无旁骛追求艺术。

  这或许是因为他真正领悟了自己活着的价值——搞艺术的人,要有一种呕心沥血的殉道精神,留一些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东西。

  解放周末:您曾说过,名利是艺术之外无足轻重的附庸。这话固然漂亮,但也难免有人心有所疑,会不会因为您如今已经坐拥名利,才会出此论调。

  韩天衡:你们这个问题,直接大胆。那我举生活中的几段实例,你们自己来找答案。

  1957年,我在上棉六厂干四级工,工资60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吴昌硕的一副对联卖4元钱。虽然工资高,但我在厂里每天连轴转工作14小时,没有时间、精力刻印,于是,我就去参军。因为,尽管部队里每月只有6元钱的津贴,但我有机会学习艺术。

  在部队里,首长见我黑板报出得挺括,人也肯干,有意提拔我。找我谈话时,我考虑到行政管理工作会占去很多时间,就婉拒了。

  1984年,组织安排我出任上海画院副院长。无法推却,但我想了个主意,和相关领导同志“约法两章”:一是管业务,不管行政;二是保证我每天有一半时间搞创作。同意了,我才肯赴任。

  到退休年龄了,画院过去对画家没有退休一说,我主动提出,从我开始,到60岁的画家一律办理退休手续。我终于可以有大量时间搞创作了,怎么也不肯去别的单位挂职。

  这么一说,名利在我心里的分量,可以掂得出了。

  解放周末:您的幸福似乎不在名利里寻得。

  韩天衡:是啊,我成家后,一家五人挤在杨浦区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一住就是十几年:里屋的床给我母亲和女儿睡,我们夫妻俩打地铺;儿子出生后,女儿也被“赶”到地铺上了。晚上要是有客人来,我们一家人就得“卷铺盖”迎客。但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我感觉很幸福:等孩子、老母都睡着了,我可以独占小方桌刻印,夫人在一旁陪着我,不知不觉中,晨曦已至。

  那时,哪有什么名利?哪里会去想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名家?哪里想过一方印可以卖多少钱?

  对艺术没有纯粹的发心、满脑子想着名和利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也成不了艺术家。

  解放周末:去年10月,您无偿捐献书画印等1136件藏品,建立韩天衡美术馆。这些价值数亿元的珍品凝聚着您大半辈子的心血。

  韩天衡:是啊,其中有文徵明、祝枝山、黄道周、张瑞图、倪元璐等历代名家的250件书画珍品,还有一件明代董其昌抄录在宣德内府乌丝栏上的《兰亭序》,此外,一方纯金的三国曹魏的“关中侯印”、一枝元代剔红漆杆毛笔,都是罕见的珍品,当年入藏时都颇费周折。但如今捐献给国家,放在博物馆里,大家都可看可赏,我觉得更开心。

  一个人活了大半辈子,如果还在为名利而活,那他是没活明白。

  解放周末:除了建美术馆,听说您还捐赠政府给您的2000万元奖金,成立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主要是做什么的?

  韩天衡:基金会主要致力于文化公益活动。目前免费为嘉定区培训300位中小学书法教师,这是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接下来我们还会与上海博物馆、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共同举办“纪念海派篆刻百年学术研讨展示”等活动。

  从这个暑期开始,我们将为孩子们提供书画、篆刻、古琴等一系列传统文化艺术的培训,让孩子们从正确的途径入门,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免受一些不良培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一代艺术工作者来说,艺术的传承是当下最重要的文化使命。

  记者手记

  与韩天衡先生畅谈3小时,意犹未尽。

  “游艺至今,您最为看重自己身上哪种品质?”忍不住追问。

  “对自己的坚信。成功,也许就在明天。”

  如果付出了努力,还是看不到成功,如何是好?

  先生伸出食指,一笑,满脸生动。“继续相信好日子还在后头!”

  人啊,有些是春花,开得很早;有些是冬花,经历隆冬,才会惊艳。

  张大千是早开的花儿,他的天分,20多岁便已尽绽;齐白石的精彩在70岁之后,黄宾虹更是美术界典型的冬花,85岁才开始他的艺术青春。

  但所有人的成功,都离不开绽放之前,那以生命投入其中的孕育。放弃,不能成就任何一位大家。

  “总不开花,岂不懊恼?”追问继续。

  先生轻而坚决地摇头:能最后开花结果的,毕竟是少数人。自古以来,有几人可登峰巅?很多人努力耕耘一辈子,也没开花;但人的一生,有意思不就在过程之中吗?努力过了,便无怨无悔;即便刀笔之下开不了花,能开心花,已然足够。(采写/本报记者 任春 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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