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泉在50年的生命历程里，已当了31年村医。31年的村医生涯，让他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明安镇陶来口子村成为“名人”。

　　杨海泉的第一身份，是农民。他家有20亩地，媳妇有智障，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家里种地没有劳动力，就以每亩150元承包出去了。每月有千余元的低保金，再加上门诊的收入，杨海泉觉得生活基本过得去。

　　“我是个倒霉鬼。”杨海泉口中的“倒霉”，是指他4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导致终身一条腿残疾。就是这样一个自己生活都不方便的人，还要村前村后地出诊，照看着近千人的健康。

　　杨海泉出生在陶来口子村，爷爷是村里的保健员，他和爷爷从赤脚医生开始学起，后来成了村医。一半靠爷爷带，一半靠自己自学摸索，渐渐地，他已经是村民们离不了的人。从最开始拄着拐出诊，到骑自行车、摩托车，杨海泉骑废了5辆自行车和3辆摩托车。

　　村卫生室的房子，在整个陶来口子村算是“上档次”的建筑。几十年来，村卫生室最开始是不到30平方米的小土房，后来搬到了杨海泉家里，现在，经有关部门出资建设，他的卫生室成为国家标准化卫生室。

　　场所几易，村卫生室的硬件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杨海泉并不轻松。“我现在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患者在卫生室出现什么突发情况，引起医患纠纷。”杨海泉看到大医院居高不下的种种纠纷，总是暗暗祈祷村卫生室千万不要遭遇什么纠纷：“现在的人，由于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等综合因素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各种突发情况在增多，基层卫生室急救功能薄弱，只要发生一起事故，我这辈子就白干了。”

　　杨海泉的担心，是村医这个群体都有的顾虑。村医基本都是赤脚医生出身，年龄偏大，知识结构也没有那么合理。杨海泉用“没有保险只有风险”来概括自己的生存状态。

　　随着年龄的增大，杨海泉又有了一块心病：“我们村里教过10年书的民办教师都有补助，国家也给村里的兽医统一上了养老保险，为什么我们这些村医就没有养老保险呢？”眼下，养老成了这一代村医集体面临的问题。

　　乡村医生从事的是基本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却没有得到与公共职责相符的待遇，无法像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一样享受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基本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险问题，已经成为威胁村医队伍稳定的重要因素。

　　“我是一个农民，又干着村医这个营生，没有养老保险也得冲在基层医疗第一线”，非典时他意识到村医这一职业潜藏着的危险，对自己尴尬的边缘行走状态不满意。

　　这个吃着低保的村医，多年来，在村里除了积攒下好口碑，还有村民7万来块钱的欠账。杨海泉随手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脱了皮的土黄色皮包，拉链坏到已经拉不上了，里面装着十几本账本和一沓欠条。他随手抽出1张，上面写着：“今欠杨海泉现金人民币900元整，欠款人张义。”落款的时间是，2003年12月22日，这已经是11年前的欠条了。

　　村民生病来诊所打针、吃药，没有钱就让杨海泉记账，每年秋收后，都有村民来结清一年的账。但是有的村民实在没钱，就欠下了。“这些账本不是钱，是气。”杨海泉对于很多欠账，已经放弃了追讨。

　　为了提高村医的专业水平，旗里会组织和杨海泉一样的村医们出去学习，学习是免费的，但是吃住费用都由自己负担。为了省钱，几个人每次都选那种25块钱一个床位的旅店。“现在组织这种学习，我都不太愿意去了，因为既影响挣钱又得花钱。”生活艰难，杨海泉有自己的苦衷。

　　卫生室的桌子上，放着《乡村医生复习参考题解》和《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这是杨海泉最近集中在看的书，虽然诊所是新农合定点单位，但是现在村民还没有在村卫生室受益，原因是村里的网线还没有接通，相关部门开始说要凑够10户才能接通网络，可10户凑够了，等了数月也不见宽带接通。

　　“卫生局早就把电脑配备上了，但是没有用啊，宽带不接通，都用不了。”杨海泉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靠他一己之力无法克服。

　　杨海泉21岁的儿子在外地打工，他说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下一代再从事村医这一行……( 记者 赵丹 及庆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