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当年的幼稚，他露出自嘲的微笑，补充说：“所以，清华这样的理工科学校尤其需要（思想史）这样的文科专业。非如此，就不能培养出完整的人。倘若不能明白世界的丰富与人性的复杂，就很容易走向极端。”

　　“以前的人无论做什么，都是有终极层面作为依托的。托勒密就曾说：天文学从根本上关乎道德和灵性的发展。而如今，人文和科学完全分开了。现在的科学甚至都无关世俗生活了，更别提终极追求了。”他眼神里透出些许遗憾。“弄清楚这种分离的缘由，思考人类在这方面的未来，是我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5.“研究西方，是为了回到中国”

　　在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大有所为。

　　用张卜天的话来说，国内的科学史研究“还停留在器物层面，大都是某项发明比西方早一点，而很少上升到思想层面”。

　　“中国‘科’、‘技’背后的‘术’、‘道’层面值得深究。在什么意义上能在中国语境下谈论和使用‘科学’、‘技术’、‘宗教’、‘自然’等一系列来自西方的概念，都是亟待界定和深思的论题。只有本着‘求异存同’而非‘求同存异’的精神来比较中西方的科技与文明，才能更好地认识中西方各自的特质。”

　　在《科学史译丛》的总序中，张卜天这样写道。

　　在他看来，不仅仅是科学史，同样的情况在中国的美学教育中也一直存在。“最大的瓶颈就在于对西方的美学理论不了解，只能欣赏欣赏作品、谈一些中国的书论画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如今，他更倾向于通过中西比较，在传统文化中发掘出数千年文化传承的脉络，为自己也为国人培厚安身立命的“土壤”。

　　在他的书架上，巴赫的明信片对面摆着佛像，科学史、基督教与道家的书并排，北大哲学系退休教授张祥龙的著作《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尤其为他所珍视。

　　“研究西方，最终是为了回到中国。如果回不来，这些东西意义就不大了。”

　　而归根结底，对张卜天来说，无论是“出发”还是“回归”，都是为了探寻“存在”这样的终极问题，为了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他拒绝“翻译家”或“学者”的身份标签，因为标签会把他“变窄”。“这些只是我的‘偶性’，不是本质属性。就像一个人头发的颜色，对于判断他是否为人并不重要。”

　　于他，生命是一种修行。翻译也好，学术也罢，如“挑水砍柴”，如亲聆天籁，方式和道路可以千变万化，但归宿却始终指向一个地方。破除执念，才是成熟。

　　现在的张卜天，似乎更加明白安身立命的根底之所在。

　　采访后记：

　　与张卜天聊天，有两点让人印象深刻：

　　一是他永远平静的语调，显示出内心的淡定；

　　二是他嘴边常常冒出的佛家偈语，比如“开悟”、“执念”、“分别心”，比如“偶性”、“当头棒喝”、“挑水砍柴”……

　　“波菲力（古代腓尼基哲学家）谈人的灵魂是怎么堕落到物质世界时，说到灵魂裹上了七层‘物质身体’，第一层‘物质身体’你知道是什么吗？竟然是‘想象’！我在刹那间想到了佛教所说的‘一念无明’、基督教的吃智慧果的原罪。宗教在根极处是相通的——生命的根本迷惑和因此产生的烦恼，都源于思考。”

　　这是翻译《伊西斯的面纱》时，他所受到的深深震撼。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样一个人。

　　我只能说——

　　这是一个有“慧根”的人。（周飞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