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暗花明

　　张揽月是杨德森团队的一员。“杨老师最让人佩服的是，当科研一次次看似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刻，他总能带着我们绝路逢生、柳暗花明。”

　　杨士莪评价杨德森：“杨德森就是有那么一种韧劲儿，能坚持到底。”

　　潜艇的声隐身性能是其生存和威慑的保障，从1992年开始，杨德森试图用一种新方法实现潜艇的声隐身。

　　谁也没想到，一个经过理论推算感觉完全没有问题的项目，在实验室试验阶段就被困住了，而且一困就是11年。团队年年优化设计，调整试验数据，却始终测不出理想的数据。

　　最后，团队的其他成员都忍不住劝杨德森：“杨老师，这不行啊，算了吧。”

　　2011年年初，杨德森一狠心，和大家商量：“咱们最后再坚持一次，到松花湖做湖试，如果还不成功，我向你们保证这个项目至此结束，这个方向我们就不做了。”

　　又是一个谁也没有想到。

　　外场的最后一次试验竟然瞬间成功，面对着漂亮的试验结果跳动在屏幕上，在场的所有团队成员一时间目瞪口呆，11年的漫长煎熬，此刻的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科学不相信神力，所有的成功必有依据。杨德森开始整理反思整个试验过程，最终分析查找出原因，当即决定趁热打铁，马上租船，安排海上试验，2012年1月，试验在海水里拿到了更加稳定的数据。

　　在矢量水声技术的不断优化升级中，走向深海是其必然的方向。水密问题成为水听器走向深海的巨大障碍，在浅海试验从未失手的设备，一进入深海环境，开始反复出现水密问题，大家想了很多办法，甚至请来化工专家，专门研究特殊的密封材料。

　　这个问题困扰了杨德森团队半年之久，无论怎么修改，试验仍然没有成功。一向生龙活虎的几个年轻老师甚至开始躲着杨德森了。

　　这一次，杨德森把大家找到一起开会，放了“狠”话：“一个技术在理论上做得再完美，不能实际应用就等于零。工程问题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当年试验成功只是验证了这个技术在理论上的可行性，离实际应用还差得远呢。将来浮标怎么用？测噪怎么完成？上艇如何安装？技术怎么配套……以后我们的研究道路还很漫长。为国家做事就要有使命感，绝不能让矢量水声技术卡在水密上。”

　　这就是杨德森的科研风格，也成为团队的科研精神。

　　会后没多久，有一天，杨德森从家里走路上班，路过学校操场，突然想到大家始终在思考异种材料之间的水密，为什么不干脆换个思路，从全系统的角度整体解决水密问题。结果，新方案仅用了一天时间，就解决了纠缠半年之久的水密问题。

　　时洁既是杨德森的学生也是团队的青年骨干。她说：“这就是我们院士的特点，你看他平时乐呵呵地爱开玩笑，但做起科研、较起真来我们都怕他。”“同样都在做一个科研内容，但花的心血不同，所以出来的东西也就不一样。杨老师为这个技术的应用想得更多，看得更高，因此也走得更远。”

　　杨德森有三位“偶像”，他们分别是中国水声研究领域的三大巨匠——杨士莪院士、何祚镛教授、汤渭霖教授。杨士莪在没有依托、没有基础的情况下，零起点建起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水声专业，称得上是战略科学家；何祚镛的严谨与细致在水声界远近闻名；汤渭霖无论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简洁、智慧、大气。

　　“三位教授一直是我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偶像，但杨教授的睿智、何教授的严谨、汤教授的简洁，我还都没有学到位。”但有一个共同点，杨德森却是学到位了，那就是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吃苦耐劳的精神——

　　在西安试验现场，为了更好接收声音信号，杨德森对“通宵连轴转”习以为常；

　　南海水声考察时，杨德森是最年轻的考察队领导，甲板温度高达50℃，放个鸡蛋几乎瞬间凝固，长时间的海上试验，淡水告罄，他和同事就把压载水仓漂着油污的水烧开了喝，在三个月的考察中，体重下降40多斤；

　　大连出海时，团队经费紧张，租用的是一条集装箱船，船上的三个集装箱就是男寝、女寝和操作间。船上床位不够，杨德森晚上睡在操作间，白天卷起被褥干活，身体有恙也坚持不下船，午饭时给操作的同事们递黄瓜解渴，那段岁月中黄瓜的美味至今让他们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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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德森团队的每位成员都能讲出一段传奇。出海是一件辛苦事，在海上颠簸几天后，人的身体机能会发生改变，出现各种不适应，晕船的程度各有轻重。可实验周期一旦排好，就必须风雨无阻，再难受也要记录试验数据。于是，每个人身边都放一个桶，吐一口，记录一个试验数据。

　　杨德森说，做科研没有什么神力和幸运，也没有上帝的门和窗子，能吃苦是前提，能坐住冷板凳、能坚持是王道，要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一点，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旁边的路也能走。能做成一点事的人，就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个。

　　一夜成名

　　杨德森是传说中的学霸。他出生在黑龙江穆棱，从小贪玩淘气，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当年，县里来了一队北大荒知青，让幼小的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他们讲大学是什么样的，讲教授授课时的风采，讲校园的学习氛围。

　　一起爬山时，他们问杨德森：“为什么爬山要哈着腰？”杨德森回答：“因为身体重心要移动。”一起剥葱时，他们又问：“为什么会流眼泪呢？”杨德森回答：“因为大葱的分子进了眼睛。”他们总会笑道：“你答得不全对，但已经很不错了。”

　　从那时起，杨德森对大学有了无限的向往。按照当时的政策，只有下乡成为知识青年，才有可能获得考大学的机会。于是，高中毕业的第四天，他就下乡了。

　　然而，成为知识青年没让杨德森获得大学的“入场券”。他因为会拉小提琴，被县文工团带出了小山村。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杨德森马上准备复习备考，但手里什么学习资料都没有。他赶紧托人在县城找了一套农村电工培训丛书。这套书的内容既多且杂，数学、物理、化学，什么知识都涉及。一看书，杨德森才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太多了，心理压力陡增。

　　杨德森找到当年教过他的那位知青朋友辅导功课。白天排练，晚上演出。

　　1977年的高考报名人数有570万人之众，而最终录取仅27万人左右，比例不足5%。黑龙江也因为报考人数太多，在正式高考之前，进行了一轮筛选预考。

　　杨德森在筛选预考中排名全县第二。成绩一出来，他在当地“一夜成名”，周围人都在议论，那个“拉小提琴的考中了状元”。文工团也悄悄开起了绿灯，给他留出了更多的复习时间。

　　“当周围环境把你高高举起时，你也就很难举重若轻了。”杨德森的人生第一次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走进考场，在叔叔辈、阿姨辈的考生中间，他想起了父亲的话：“十年的考生都聚在一起，竞争之激烈，比考状元还难。”

　　那一年，黑龙江的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杨德森联想起冰心的一篇散文。于是化用了其中的一句话，写下：“每当我唱起东方红，纷至沓来的思潮，把我像一叶扁舟漂起在浩荡无边的感受大海之上……”

　　“我们学校的很多老师都参与了高考阅卷，他们都在议论这篇文字，有人说通，有人说不通，还有人读出了一些特别的意蕴。当然，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我写的。我就想，既然考卷给老师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没准我还真能考上。”

　　这一年春节，杨德森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此踏上了水声领域的漫漫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