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元旦，范忠信罚自己爬行一公里。

　　2014年元旦，在杭州郊区的南湖边上，法学教授范忠信双腿跪地，爬行了一公里。

　　“如果不爬都对不起我的名字。”他说。

　　一年前，这位法学学者打赌：“2013年里，除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而赌注，则是“输了罚自己爬行一公里”。

　　一年后，55岁的范忠信输了。虽然2013年的最后几个小时，他仍守在电脑前频繁刷着各个网站，期待关于“公务员财产公示”的最新消息蹦出来。

　　作为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公务员财产公示’就是这个笼子最重要的一根铁栅栏”。

　　更早之前，公务员财产的申报、公示已有几个地方在进行试点，比如新疆阿勒泰地区、江苏淮安、浙江慈溪等地。“关于公务员财产公开，越往基层，阻力越小。”范忠信乐观地以为，“这样的改革经验或许会从局部、从基层推向全国。”

　　这个从湖北英山县大山里走出来的学者，想着小时候还在泥巴里打过滚，“爬行又算得了什么”。他觉得爬100米太短，不足以自罚，发微博公布这个赌约时，加到了一公里。

　　但眼看着逃不过输的结果，他也犯了难。“这确实太有辱斯文。”2013年最后一个夜晚，他心里非常不平静，“但是如果连诺言都兑现不了，那也太掉档次。”

　　范忠信早已是法学界的知名学者，迄今发表的论文有200多篇，出了5本专著译著，达400多万字。他开玩笑说自己小时候顽皮捣蛋，常被母亲逼着写检讨，却“歪打正着”地成为一个以写作见长的学人。

　　2010年来杭州师大之前，范忠信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带的博士里面，如今不少也成了法学教授。在这个“学者”身份之前，缀了一大堆头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法律史研究所所长、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

　　在他的助理胡荣明眼里，范忠信活生生就是一个古代的“士大夫”：斯文有见识，也很有使命感。

　　“失去信用造成的人格破产，比跪在地上爬还可怕。”他说。妻子也支持他：“连这个都做不到，还是什么男子汉？”

　　胡荣明认为，范忠信骨子里有股“倔劲儿”，“像头老黄牛”，“他对认定的事总是很执着”。其实，早在赌约到期之前，已经有不少朋友来电话劝范忠信“别爬了，有失身份”，或者“可以灵活点儿”。

　　新年第一天的上午，范忠信和妻子驱车到荒僻的远郊湖边，在没人的地方停下车。他先是在一条石子路上爬。妻子举着手机在后面拍摄，一条黑色拉布拉多犬在旁边跑来跑去。

　　范忠信低估了爬行的难度。刚爬了不到100米，裤子就磨破了，膝盖也破了，手掌被硌得生疼。后来他不得不挑选一块草地。在大约100米距离的两端，放上石块作为标志，从这头爬到另一端，这样来回七次。

　　虽然戴着毛线手套，草茬和带刺的苍耳子球还是扎到手掌。小时候要走10里山路去上学的范忠信没想到，完成一公里的爬行会这么困难，前后用了将近两个小时。

　　“没什么可后悔的。”范忠信觉得，“如果我赢了，所有人将受益，如果我输了，大不了一个人承当。”

　　“爬行也是一种谏言，以善良、温和的形式。”他解释。

　　“我是一个温和的批评者，是一个胆小的、怕事儿的反省者。”他很多场合阐释自己的这种姿态。2010年他开微博批评一个案子，刚发两条便引来几十条痛骂。“吓得我马上就不敢再说话了，多半年后才重回微博。”

　　在范忠信的开门弟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会林看来，范老师这种参与社会实践、干预现实的方式，对他来讲再熟悉不过。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12年，范忠信以“学校的主人”的身份一直在从事这种实践。

　　虽然头上有一堆头衔，但范忠信清楚，那只是意味着要带更多的头、填更多的表、做更多的申报。“前一年刚申请完‘重点学科’，第二年又要申请‘创新学科’，接着还得申请‘特色学科’。”范忠信笑道，“拼来拼去，这有点像小孩过家家。”

　　倒是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副主席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让他干得特别起劲儿。他找出《高等教育法》，研究里面规定的教代会的职责。“这在学校里相当于人大了。”范忠信自信地认为。

　　从学校里开课选课缺乏公平竞争问题，到考试纪律不好的问题，甚至绿化科砍树割草噪音震天，范忠信都要管上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