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森林消防系统，大家把参加扑火任务叫作“打火”。这一说法的来源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这一说法非常贴切：在和平年代，这就是“战争”。

　　队员王天宇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想法：“我们手里虽然不拿枪，但是拿着打火用的风机。风机上的风筒就是我们的枪。拿着它上火场，感觉就像上战场打仗。”

　　打火是这支队伍存在的意义。

　　1987年，大兴安岭那场重大森林火灾震惊世界。当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通过电话向扑火前线副总指挥问道：“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回答说：“增加风力灭火机，增加森林警察！”

　　由此，这支被称为“烈火中的红孩儿”的队伍开始被国人知晓。

　　对于新队员来说，第一次打火往往很兴奋，坐上去火场的车，他们会说个不停。

　　老队员们则明白，车一旦开出营区，啥时候能回来，运气很重要。这时候，老队员们都会闭上眼睛不说话，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储存体能。

　　考验往往在队伍与火相遇之前就已经开始。

　　奇乾中队负责的防火面积有95万公顷，人均防火面积约为2400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

　　这一地区高山相连，原始林木密布。当山林起火时，汽车能做的，只有把队伍送到距离火场最近的公路切入点。剩下的路，需要队员们徒步走完。携带的打火工具和给养，让每个人的负重少则五六十斤，多则八九十斤。

　　雷击火是常见的起火原因。队员们徒步的距离由雷击地点决定，没有规律可循。

　　王永刚曾经带队走过一段直线距离为13公里的山路，用了27个小时。

　　原始林区没有人去过，自然也就没有路。所有的路都是队员们拿着镰刀和油锯开出来的。

　　走到后半夜，困意和疲惫侵蚀着每个人的身体，思考的能力和兴奋的感觉消失殆尽，只剩下机械行走的躯体进行着条件反射式的报数。

　　王永刚说，在这里，没有先天能吃苦的人，只有后天硬扛的人。

　　四

　　所有的硬扛都是为了与火场的相遇。相遇后，战斗随时打响。

　　林火分为树冠火、地表火和地下火。其中以树冠火的扩散最为迅猛。火在树冠上燃烧，火头往往有十几米高，借着风势，从一棵树烧到另一棵树，在山林里肆无忌惮地游荡。

　　打火并不一定在队伍抵达火场后就立刻开始。风大、温度高的时候，火势最猛，这时候一般不直接打火，因为火势难控制，危险性很大。

　　抵达火场后，指挥员马上勘察地形和天气，预测过火面积，确定建立隔离带位置。队员们则根据指令，砍倒林木，挖地壕，打出隔离带，确保把大火控制在一个范围内。

　　向火魔进攻，往往在风力变小、气温下降时开始。

　　老队员们组成尖刀班，冲在前面，背着风机打火头，年轻队员跟在后面清理余火。

　　战术能力的提升和装备的现代化，快速提升着森林消防队伍的扑火能力。如今，96%的林火可以实现当日扑灭。

　　但是大兴安岭的独特环境，决定着在这里要打赢一场林火战役，耗时六七天并不罕见。

　　布约小兵曾经执行过一场长达半个月的打火任务。打火结束时，队员们的鞋底、袜子与脚皮黏在一起。脱下鞋，破碎的袜子和脚皮也被一道撕下来，队员们用碘酒在脚上擦拭后，再用刀尖把黏在脚上的袜子碎片从血肉模糊的脚底板上割下来。

　　被当地人称为草爬子的蜱虫，同样会带来不小的麻烦。在奇乾中队，不少人都在打火时被蜱虫咬过。一旦被蜱虫附着在身上，它就会把头部的针管刺入人的皮肉里，注入麻醉毒素，而后吸血。如果发现得早，可以用烟头把蜱虫烫出来。如果硬拔或者发现太晚，蜱虫会钻入肉里，只能用刀把皮肉割开将其取出。

　　但是队员胡彭冲觉得，与打火时缺水相比，这些痛苦都不算什么。

　　长时间靠近烈火，会造成人体水分加快流失。有经验的老队员格外珍惜带的水，无论多渴，每次都只抿一小口。

　　不少年轻队员都吃过没有这种经验的苦头。胡彭冲第一次打火，在前往火场的路上就喝完了自带的水。那场火足足打了4天，队员们的水全部耗尽。

　　胡彭冲开始饱受缺水的折磨，“脑袋里就一个声音——找水”。

　　班长教他一招：用刀划开桦树皮，插入一根木棍，引出水分，用瓶子接住。一个小时后，接了三厘米高的桦树汁，大家分了，每人抿了一口。

　　在林区火场上，“扣头”是最动听的一个词。

　　“扣头”的意思是分布在不同火线的队伍实现碰面，这意味着队伍完成了对火线的合围，火势得到了控制。

　　火场上能见度不高，打火的队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扣头”。观察整体火情的后方会掌控一切，通过对讲机告诉火线上的指挥员：某某中队注意，前方多少米是某某中队，马上实现“扣头”。

　　“这声音传来时，我们就知道，终于能从火的地狱回到温暖的人间了。”王德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