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于过去有些地方没有水表，用户每月交一笔固定的钱，水就可以随便用。”后来，“每户都安装了水表，就有条件实行阶梯水价，抑制过量用水。”

　　借鉴水电气阶梯价格的思路，朱良也设计了一套执行方案：“对于不同时间段、不同拥堵程度的路段，规定不同的拥堵调节系数。例如对进入严重拥堵路段的，拥堵系数可能是1.5，行驶1km相当于1.5km的当量里程；对进入稍拥堵路段的，拥堵系数可能是0.5，行驶1km相当于0.5km的当量里程；对于进入不拥堵路段的，拥堵系数为0，相当于没有‘添堵’。每条路段在每个时间段的拥堵系数，由政府相关部门根据交通指数等数据合理确定，定期公布。”

　　在2015年的提案中，朱良写道，“通过行驶里程、发动机排量、尾气排放标准，能计算出这辆车的尾气排污总量。应当把机动车排污总量额度合理分配给每一辆车，即每月给每辆车一定的行驶里程额度，有了里程额度，车主可以自主选择在何时何地使用，而不必由政府强迫车主在哪天不开车……”

　　面对着稍显困惑的表情，朱良的反应显然早有准备，他加了一句解释，“听起来比较琐碎吧，但管理要做到专业化，就是要这样。”

　　2017年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机动车电子标识六项国家推荐性标准，该标准将从2018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意味着，酝酿多年的汽车电子车牌终于要进入实用阶段。

　　朱良也关注到了这个进展，他说“非常好”，还打算继续关注电子车牌实施以后怎么调整现行政策。

　　比起现象，理工式思维更关注现象出现的具体步骤、程序。但比起许多人的心里清楚、嘴上不讲，朱良不仅一直在说，还将自己思路形成的每个逻辑点跟更多的人分享。

　　“隐私问题怎么办？”

　　“这是个伪命题！”做过大量功课的朱良分析，“法律规定，机动车悬挂号牌以便让人随时识别，这就表明车辆的瞬间位置不属于隐私。”

　　而谈到车辆的长期行驶轨迹和实时位置数据等真正隐私信息时，朱良又举了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银行账户的信息都在银行数据库里。既然银行能保密，车辆轨迹数据就不能保密？！”

　　“我是来干活的，不是来吃饭的”

　　“我从一个基层的社务干部直接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是当时九三学社的市政协委员里唯一一个来自中央企业的。”在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工作的朱良事后思考，自己“可能沾了点单位的光”。

　　而11年前的那次经历，也许可视为促动朱良不断努力履职的成因之一。

　　2007年底，北京市政协十一届政协委员正在公示阶段。朱良恰好去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开会。在碰到相熟的九三学社北京市委领导时，领导专门让他去看了那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的公示名单。

　　在看过了其他来自九三学社的市政协委员的情况，“好多是博导，不少在政府任职，基本是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二级组织（各个行政区、各重点大学）的主委……”

　　九三学社在北京市是三级半的结构，分为市委—二级组织（区委、区工委、重点单位的委员会）—基层委员会（部分没有）—支社。

　　“都是身份很高”的印象，对其时还是九三学社一个支社副主委的朱良有点冲击，因为“在身份上有差距”，就有了后来朱良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会议上，立下了“我是来干活的，不是来吃饭的”的“军令状”。

　　朱良的履职能力在进入政协前就有显露。

　　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一出来，九三学社社员朱良写了几篇信息，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某位副总理的批示，“这样级别的批示，当时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里不是很多，现在已经不少了。”

　　因为此，朱良进入市政协，的确是干活去的。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还对朱良有一定印象，“他参加的活动比较多。”朱良自己也承认，“在北京市政协开了11年的全会，日程上要求委员必须参加的所有活动我全部都参加了。”

　　各项活动参与得比较“杂”，朱良的提案关注面也就体现出广的特点。

　　“面广，会不会提得不够深，力不从心？”

　　朱良自己首先会做选择，提一件提案他会筛选懂不懂，如果有些地方他不懂，有问题他没吃透，这件提案，他就不会提交。

　　朱良对九三学社一些集中社员智慧、通过代表委员的渠道进行反映的好做法觉得很“赞”：每年，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会给四五十位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发一个社员建议汇编，里面有通过社员信息收集到的100多个建议。“每年被代表、委员选用的有几十个建议。我们有责任把社员的意见通过平台反映出来。”除了自己做调研，朱良也会从组织给提供的履职实践中汲取能量。

　　如果以半天作为一个单元，朱良大致计算过，自己参加党派、政协的各种履职活动每年达上百次。11年的政协履职经历中，仅提案他就提交了50多件。

　　“并不是说我的建议有多好，要不是这样重要的履能平台，我的很多建议也不会得到如此多的关注。”朱良的措辞总是格外谦虚。

　　朱良经常参加北京市政协的情况通报会，因此能够得到更多的权威信息。“提案才会建立在一个正确、完整的信息数据基础上。”就像朱良所说，“方案可以自己设计，数据不可能自己设计。”

　　采访当中，朱良也总在强调自己和“知名”政协委员之间的差距。他反复说，“我所有值得讲述的故事都离不开九三学社和政协组织这个平台。”

　　从“不喜欢政治课”到深度参与民主政治

　　56岁的朱良还记得，40多年前上初中时，自己最不愿意上的就是政治课。“政治课上的很多内容需要死记硬背。”对朱良来说，体现逻辑之美的数学和物理才是他的心头爱，但连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后来会深度参与到民主政治生活中。

　　真正介入政治生活，是在朱良2000年加入九三学社之后。他对2000年12月29日加入当天的事情记得异常清晰，“我是20世纪最后一批加入九三学社的社员之一。”

　　伴着21世纪的新开始，朱良在经过九三学社的新社员培训之后，算是“入了门”。

　　朱良是北京市政协第十三届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起草小组不到10个人，主要是对工作小组起草的决议初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朱良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体现在决议里。“十二届我也在起草小组里。”

　　而介入到政治性话题里，最近一次是去年夏天的经历。当时，中共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前先召开了一次“两代表一委员”座谈会，时任的北京市委领导到会听取意见，共有15名来自基层的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言，朱良也在其列。“我参加了，还对市党代会报告提了一些修改意见。”

　　从不喜欢政治课，转变为深入参与到中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甚至于，朱良还做了很多文字性的工作，包括从写提案到撰写理论性文章，他还是北京市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的理事。

　　朱良用了一个够高度的说法，“个人的兴趣和关注点的转变，跟改革开放40年国家政治生活形势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