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简介： 北京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委员，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教授级高工。获“2016年北京市参政议政服务发展同心奖”先进个人、2014年度九三学社中央信息工作贡献奖等。

　　56岁的朱良还记得，40多年前上初中时，自己最不愿意上的就是政治课。“政治课上的很多内容需要死记硬背。”对朱良来说，体现逻辑之美的数学和物理才是他的心头爱，但连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后来会深度参与到民主政治生活中。

　　朱良时常“问诊”。

　　“主刀医生没有注意到的，我们要提醒。比如病人曾经得过脑梗，针对病人的特殊情况，提醒治疗时可能出危险的地方……”

　　不是医生的朱良，正谈论着类似医生治病的方法，令人好奇，主刀医生是谁？

　　“主刀的是党政部门。”

　　无论是以九三学社社员还是政协委员的身份参政议政，在朱良看来，更像是与主刀医生一起进行治病，只不过他们治疗的是关系到社会的肌体健康问题。

　　以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身份“问诊”社会问题时，朱良尤其强调，“我们不是病人家属，而是参与治病的医生。”

　　这样一种强调，令人更容易理解朱良在履职时所追求的职业精神和技术冷静，最类似于医生。

　　“不好说”与“总在说”

　　朱良对精神状态的选择与追求，似乎与个人的理工学科背景不可分割。体现在具体场景中，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沟通上不顺畅的印象。

　　朱良总在纠正别人或是自己上一句话语中的一些词句，分析它的不准确性，并且常常因此放缓语速，斟酌着用什么替代更为准确。

　　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轻易下判断性的结论，因而在表达时，“不好说”是朱良使用较为高频的一个词。

　　这样一种不断修正的个性，用于解释为何连续7年提同一个主题提案时，更让人理解这种修正，正是期冀无限接近正解的行为。

　　“我的提案中最系列化的就是电子车牌的提案，7件提案，同一个主题、不同角度论述的系列化提案，不是一个提案提7次。”

　　虽然论述角度不一样，但核心建议是一致的———通过电子车牌这张车辆“二代身份证”，对车辆的行驶里程、发动机排量、尾气排放标准等进行精细化掌握，从而实现对路权这项堪比水电气等稀缺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使用。

　　从2011年1月26日北京对机动车辆进行摇号限购开始，朱良就在思索达到交通管理目标的路径化问题。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朱良眼见着，首都的交通进入了简单管理渐渐难以释放更大管理效果的胶着阶段。

　　虽然明知道拥堵是因为“太多的人去同一个地方添堵”，但目前采用的摇号限购、尾号限行、重污染天单双号等管理措施，使得管理者对一辆车到底给北京“添多少堵”“排多少污”既不知道也管不了。

　　从2011年到2012年，朱良用一年的时间进行反复思忖。从2012年北京市政协第十一届第五次会议开始，他开始提交与电子车牌有关的提案，起初是论证可行性和必要性，后来逐渐细化并针对交通政策做相应的调整。

　　7年当中，连续两年朱良都参加了北京市两会的政务咨询。第一年，他在经过北京市公安局的“摊位”时，看到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傅政华在接待代表询问、委员咨询。他猛地想到，电子车牌的很多事权在公安部，于是就在该“摊位”前停下了脚步，得到了“电子车牌早晚要用，北京会作为试点”的肯定答复。第二年，朱良再次拿着报纸去问，得到了“在继续推进”的答复。

　　两次问过跟此事有关的负责人，朱良的信心更加充足。此后，他对电子车牌政策和技术的建议，也不断提出。

　　当技术冷静“遇上”管理精细

　　朱良看到，在城市道路这个日渐稀缺的公共资源当中，开车方、自行车方、公交方、管理方、停车方都是这个公共资源竞争的各方，利益争夺是客观且必然的，并且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作为不同的角色时，利益也是不一样的。

　　朱良在设计方案时，“尽量不从感情角度呼吁政府做什么事，而通过冷静设计做法，相对公平地考虑分配道路公共资源。”

　　在过去，由于缺乏技术手段支撑，难以实现对道路交通的精细化管理，只能采取养路费、车船使用税这样的包年收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