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分析，李准本质上是一个文人，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从少年时代起，就在父亲李征庸指导下演练书法，在大小篆书方面成就颇高。他当年为天津《大公报》题写的报名，至今香港《大公报》还在使用。他曾经用篆书抄写《十三经》，这恐怕是填补古今空白之事。他还倾心研究书法，积数年之功，完成《古籀类编》这样一部篆字书法大词典。晚年在天津赋闲时，他创作的京剧剧本达30多部。他和京剧名家交往颇多，荀慧生、金少梅、章遏云等出演过他的剧本。

　　李相崇

　　父亲李相崇

　　许国璋说，他才是外语教授

　　李昕的父亲李相崇从出生一直到读大学前，都由李准供养，“这种情况使他在解放以后各种政审的表格填写时，家庭出身这一栏都犯难。”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上对李准的标准认知是“前清反动官僚，镇压黄花岗起义的刽子手”。

　　李相崇在清华任职外文系教授，掌握9门外语。小时候他在家里却只读过一本简单的英语课本，教会学校的初中大多以英语授课，他学得一塌糊涂。到南开后高中一年级下学期英语考试不及格，当时考试等级分为ABCD四级，D就是不及格，但老师居然给他判了一个E。这大大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从此发奋，在一个暑假里精读了几本不太难的英文小说，结果发现精读不仅可以提高理解能力，而且可以提高写作能力乃至听力。再回到学校时，原来听不懂的英语讲授课程，他都听懂了。

　　1933年李相崇被保送进南开大学英语系，此后几年他的成绩一直名列第一，他的老师柳无忌和教授赵诏熊都非常赏识他。1941年他和刘佩锦在天津结婚，之后来到北京，在一间银行供职。

　　银行工作轻松，李相崇有空就看外语，居然是几门外语一起学。李昕说：“原来英语是他的专业，法语学过一些，他利用这段时间先攻法语，再学日语和德语。他自己研究了一套速成的学习方法，可以在一两年里搞定一门外语，达到读书基本无碍的程度。”

　　稍晚，李相崇开始学习俄语。“当时苏联刚刚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取得胜利，他崇拜和尊敬苏联，希望更多地了解。比起其他语种，他在俄语上功夫下的最深。日本人占领时期，禁止中国人学习俄文，但我父亲已经懂了日文，他就到书店里购买日俄对照的书来读，如此一来，他把两门外语同时学好了。”李昕笑着说。

　　后来李相崇工作的银行解散，他需要一份正式工作。当时国、共、美三方为和平谈判在北京成立军调部，需要大量翻译。李相崇在应聘考试中考第一，考官告诉他历次应聘的人从没有考得这么好的。李相崇听了好笑，心想这几年他忙着学习多门外语，已经四五年不碰英语了。

　　一直到1960年，李相崇又陆续学了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与捷克语等一共9门语言。著名英语专家许国璋曾说，跟李相崇比起来，我们这些人只能叫做英语教授，他才是外语教授。

　　李昕

　　唯一的三级教授指标给了我父亲

　　在军调部工作6个月后，李相崇的表弟周珏良来找他，告诉他清华大学从云南回京复校，缺少师资。虽然清华的工资比军调部低了一半，但李相崇不想再给美国人办事，希望到清华任教。两三天后，周珏良带来了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签发的聘书。1946年8月，李相崇携家眷搬入清华。

　　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外文系取消，李相崇是唯一一位留下的“老先生”，“当时他很受党组织信任，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旧知识分子。”

　　在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变成了一所只有工科的工业大学。这时，李相崇留恋的不是清华，而是文学。院系调整的信息公开后，他填报了6所志愿大学，没有填写清华。李昕说：“父亲填写的6个大学都有独立的外文系，他希望继续做外国文学研究。而调整之后清华外文系被撤销，另行组建一个外语教研室，负责全校工科学生的公共外语。如果留下将变成一个语言教书匠，而不是文学专业的教师。”就在李相崇满怀希望地等待时，清华教务长周培源通知他，校方已经决定，将他留在清华，担任外语教研室主任。

　　此后，文学成了李相崇业余生活的一部分。一段时间里，他还继续给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书。80年代李昕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李相崇忽然想起他当年用过的两个笔名，便让李昕到出版社资料室查一查，李昕一查就找出两本书，都是1956年以前出版的俄国文艺理论著作。李昕问后来为什么没有了？李相崇答，1956年以后，他的文学翻译就基本停止了，因为在外面搞翻译，有些人提意见，他于是痛下决心洗手不干，文学梦也到此结束。

　　李相崇刚担任外语教研室主任时可以说顺风顺水。1958年，他因说错话被撤职，之后十几年基本过着靠边站的日子，没有书可教，没有课可上。李昕感慨：“我父亲虽然没有受过太大的挫折，但他的心里还是存有冤枉和委屈的。”

　　“文革”后期，李相崇突然想读一读俄文版《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主要目的是恢复俄语水平。李昕说：“他读到有疑问的地方，就把中文版找来对照着看，这一看不得了，他发现《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中文版里都有译文不准确，甚至翻译理解的错误。”为了确定自己的判断，李相崇又找来马恩列同样著作的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用5个版本互相参照译校。

　　李相崇译校《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的消息后来被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知道，他们把他当成宝贝捉住不放，先是请他继续译校马恩的《反杜林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继而又请他译校《列宁全集》里的6卷。李昕说：“技术性差错不算，我父亲提出的商榷性修改意见共有2000多条，后来中央编译局修订《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时，他的意见有很多被采纳。”从1977年到1980年，译校马恩列成了李相崇的主要工作，他乐此不疲，找到了重回业务的感觉，这使他沉迷和陶醉，使他获得满足和享受。

　　1980年后，清华恢复了职称评定。李相崇已经多年未搞翻译，学术成果也很少，恰好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给清华大学党委来信，对他译校《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的工作大加赞赏，表示谢意。这封信被人在学术委员会上宣读，起了决定性作用。李昕说：“要知道当时已经十几年没有给教师们提级提职称，特别是高教四级教授晋升三级教授，那是一道门槛。清华四级教授等待升入三级的大约有七八人，个个都有学术影响力，最后学术委员会决定把唯一的三级教授指标给了我父亲。”

　　后来清华决定恢复外语系，希望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出来主持工作。差额选举时，李相崇得到了90%的选票。他做系主任时已经69岁，为重建这个曾经名震天下的外语系终日操劳，和以前曾经伤害过他的教师尽释前嫌，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他为人厚道，赞赏他正直正派。

　　李相崇晚年依旧每天坐在办公桌前编杂志、读书。耄耋之年后，他不大看外文书了，李昕便找一些中文书给他，内容都是他关心的题材，有的写他熟悉的人物，有的是他熟人的作品，“杨绛先生曾经在清华与我父亲同事，我把《干校六记》《我们仨》给他看。他说杨绛的文笔真好，如果我有这样的文笔，也有很多故事可写。于是我就对他说，你的故事，将来我会写出来。”（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供图/李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