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作为一名行政法官的价值

　　“司法权的重要功能，就是通过公正审判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让行政权力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

　　“行政诉讼以‘民告官’的形式呈现出来，其背后是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博弈。而司法权的重要功能，就是通过公正审判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让行政权力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赵锋很满意自己现在的职业，“行政法官这个角色，让我能以一己之力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往大了说，就是为推进依法治国奉献我的绵薄之力。所以在每一起案件中，我都感受到了自身价值，感受到作为一名行政法官的价值。”

　　赵锋所在的北京一中院，管辖着70%的起诉国家部委的行政案件。11年里，他担任合议庭成员参与案件审理达2353件，主审的各类行政案件更是高达700余件。面对一个又一个“高大上”的“硬骨头”，他时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他审理的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率达40%。

　　宁水建材公司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一家老牌水泥生产企业，因资金短缺，拖欠宁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被后者起诉至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原告将一切有形与无形资产抵顶欠款，双方于2010年11月15日前对上述资产进行交接。

　　此时，正是国家对钢铁水泥等重污染行业进行严格管控时期，原则上不再核发新的水泥生产许可证，因此宁水公司所持有的水泥生产许可证因稀缺性而价值千金。

　　为了让现有的许可证发挥价值，当地政府帮信用合作联社联系了宁城公司，意图采用“移植法”使宁城公司获得水泥生产行业的资格。宁城公司“收购”宁水公司后，以变更许可主体名称为由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变更申请并获准。宁水建材公司在国家质检总局官网发现宁城公司持有与其编号一致的生产许可证，且取得该生产许可证的方式是换证，认为该变更行为违法，将国家质检总局诉至北京一中院。

　　这是赵锋所受理的涉及传统产业调整转型的生产许可第一案。审理过程中，国家质检总局向法院提出，此种变更行为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采用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法院如不能予以支持，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而宁城公司所在地的政府也提出，宁城公司系当地支柱企业和纳税大户，如果撤销生产许可证，会给当地经济和职工权益造成重创。

　　面对行业内最高主管部门的“强调”与当地政府的“诉苦”，赵锋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深知这个案件对于规范产业调整转型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案件审理中，《企业收购合同》上宁水建材公司的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签字经司法鉴定被认定为虚假盖章和签字，而宁城公司系在并未真实收购宁水公司的情况下，以变更主体名称为由提出许可申请，是变相将生产许可证进行转让，有违《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中关于生产许可证不得转让的禁止性规定。

　　行业惯例、通行做法绝不能替代法律，产业转型升级必须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否则行业管理将陷入违法失序状态，将制约全行业的良性发展，最终将阻碍国家产业转型战略目标的实现。于是，赵锋顶着巨大的压力，坚守住法律的底线，对本案依法作出了裁判，在裁判文书中深入阐述了国家质检总局行政行为违法的理由，并在重申立法本意的同时，力求重塑合法规范的行业管理制度。

　　判决作出，并不意味着工作到此为止。赵锋针对企业面临的问题，主动与两家企业进行沟通，希望他们借助产业结构调整之机进行破产重组，实现产业升级，促进当地水泥行业发展。国家质检总局败诉后，积极组织相关业务司对案件进行了深入学习和研究，并向赵锋反映：“这个案件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案例，相信会对我们今后的依法行政工作形成积极有利的引导作用。”

　　法律不是冰冷无情的

　　“当我的裁判推动了一个行政管理领域某一项执法的规范、某一项制度的改进，为老百姓争取了某一项权利，我的心中便充满了自豪感和成就感。”

　　“行政活动与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行政审判应当关注百姓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充分发挥能动的司法智慧，在点滴中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赵锋认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公权和私权良好平衡，是行政法官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赵锋看来，法律不是冰冷无情的，司法活动同时也考验着法官的司法智慧。每一次对案件耐心细致的处理，每一次情、理、法的融合，就是对法治精神的最好宣讲，更是对群众利益的最大关怀和保护。

　　那是一起北京市房山区的宅基地拆迁纠纷。

　　张默的父母去世了，给张默和有精神问题的妹妹张晴留下了300多平方米的房子。后来村里拆迁，按照房屋面积给兄妹俩补偿了100余万元补偿款。根据房山的安置标准，由于张默早年户口已经迁出，不予安排安置房。张晴一直未婚，按人头只能补40平方米的房子，而安置房最小的也有60平方米，多出的20平方米，张晴必须以市场价购买。

　　300平方米变成了40平方米，兄妹俩不干了，把区政府告上了法院。

　　接手案件后，赵锋查阅了昌平、门头沟等区县的拆迁补偿办法，发现房山的标准是最低的。

　　“这对兄妹挺可怜的。”赵锋回忆，“哥哥是离异的，自己带个孩子，房子拆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妹妹精神有问题，一直没嫁人，动不动就来法院要自杀。”

　　赵锋没有简单下判，他一次一次来到房山，和区委、区政府沟通。

　　“别人怎么都没问题，就他们跳出来了？”

　　“他们家情况不是特殊吗？300平方米的房子，一拆变成40平方米了，补偿的那几十万元够买几平的？这事显失公平呀。这要是放您身上，您能答应吗？”赵锋说。

　　“我们也没办法呀，这标准都是区里会议定的，我们得一碗水端平吧……”政府工作人员也很无奈。

　　“政府在制定规则时应兼顾不同人群，确保规则适用结果的公正性，这样才能赢得民心。在出现不公平的情形时，政府应当予以衡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

　　一次两次……问题始终没能解决。赵锋只能请领导出面协调。

　　在北京一中院院领导的沟通协调下，房山区区长、副区长和建委、区综治办以及镇里村里相关部门领导坐在了一起，现场协调，为兄妹俩解决问题。

　　经过多次协调，最终两兄妹每人分到了一套80平方米的安置房。兄妹俩高高兴兴地撤诉了。

　　过去十几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时期，征地拆迁不可避免地成为近年来城市管理过程中的“大工程”。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房屋和土地，是命根子般的存在，拆迁工作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群众上访。如何在依法处理的同时，又能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是赵锋一直思索的问题。在处理拆迁补偿和安置案件中，赵锋总是耐心细致地开展协调工作，努力通过促成行政和解，最大限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延庆到怀柔，有一条延琉路。这是一条主干路，也是一条生态路，更是一条关系群众生活的民生路。2008年，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时为延庆县人民政府）发布公告，着手推进延琉路扩建工程。

　　道路两侧的老百姓，在得知扩建范围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抢栽、抢建情况，一时矛盾对立非常突出。2010年，朱某等15人因不满征地拆迁补偿，与延庆县政府“对簿公堂”。

　　查阅卷宗后，赵锋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延琉路审批程序周期很长，扩建工程实际上还没有取得征地手续，只是取得了立项批复、土地预审等前期文件。二是征地拆迁的补偿标准存在设计缺陷，有明显不合理之处。赵锋下定决心，要把案件中所包含的矛盾妥善化解掉。他先后四次前往延庆，找到法制办、国土、规划等多个部门，耐心细致地进行沟通协调，指出了行政机关在征地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为行政机关提供法律建议，并提出了合理的补偿方案。最终，延庆县政府完善了相应的征地手续，补偿标准也得以修正，给了村民更合理的补偿。

　　争议得到圆满解决，村民和区政府互相理解，一场可能出现的群体性纠纷避免了。如今，扩建后的延琉路已经成为“北京最美骑行路线”，沿途旅游景点得到有效开发，沿途居民的腰包更鼓了，满意的笑容挂在了脸上。

　　11年的悉心耕耘，赵锋从一名年轻的书记员逐渐成长为一名资深法官，这使赵锋对自己职业的理解也更为深刻：一名行政法官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一件件案子、一个个司法建议、一次次普法活动，规范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净化执法环境，让法治的天空更蓝。

　　“当我的裁判推动了一个行政管理领域某一项执法的规范、某一项制度的改进，为老百姓争取了某一项权利，我的心中便充满了自豪感和成就感。”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