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深，小区的灯光一盏一盏熄灭。

　　坐在书桌前，就着台灯微闪的光，翻阅着资料。

　　《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新闻采编人员不良从业行为记录登记办法》……赵锋在一本本资料上勾勾画画。应该适用行政许可法还是行政处罚法？赵锋思索着、研究着。

　　凌晨，赵锋站起身，伸了个懒腰。

　　他蹑手蹑脚地来到儿子床前。看着酣睡的儿子，赵锋嘴角微微上扬，给儿子掖了掖被角，又轻轻地在儿子额头吻了一下。

　　儿子已经好多天没有看到父亲了。不知多少个这样的夜晚，赵锋加完班回到家，儿子已经入睡。清晨，当赵锋匆匆出门，早早来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的办公室，准备一天的庭审时，儿子还在梦中未醒。

　　理想照进现实

　　“行政部门的执法是严谨的，法律才能被老百姓信服，中国的法治环境才能越来越好，法治的天空才会越来越蓝。”

　　1980年的一个清晨，赵锋出生在湖北荆门一个美丽的山村。像那时的大多数男孩一样，赵锋从小就有一个警察梦。他幻想着有一天长大了，穿上威风的制服，保卫一方百姓平安。

　　十几年过去了，怀揣着这个梦想，赵锋通过不懈努力考上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离儿时的梦想更近了，赵锋却发现，自己对那些血淋淋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倒是感觉行政法和人们的生活联系更为紧密，更生动，理论研究的空间也更大，于是他便选修了行政法。

　　“毕业那年，考了行政法的研究生，可惜，两分之差只考上自费的。”赵锋说，很多同学毕业去了南方，很快就可以往家里寄钱了，他如果接着上学，还得向父母要钱，给老人增加负担。赵锋思虑再三，决定放弃研究生，先工作。就这样，毕业后他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客站派出所，成为一名民警。

　　敬礼。“您好，我是……请出示您的证件……”

　　西客站派出所最日常的工作就是抓“黄牛”。赵锋按照规定程序执法，可几个动作，就暴露了他新警察的身份。“黄牛”们一点也不怕这个新警察，有时甚至给他个白眼，转身走了。

　　忙碌一天也抓不到“黄牛”，赵锋垂头丧气地回到所里。第二天，师父决定跟他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看到了一个可疑人员，师父让他先上。

　　敬礼！“您好……”还没表明身份，赵锋就被师父一把推到了一边：“哪有你这样执法的？”

　　“你！过来！身份证！”师父指着“黄牛”大声呵斥。“黄牛”点头堆笑乖乖地走了过来，还不停地小声求情。

　　一天下来，赵锋发现，师父的家长式执法的确奏效，“黄牛”们都怕师父。可是这样执法，程序上合法吗？赵锋疑惑了。

　　“15年前的执法环境，不像今天，那时候民警的法律意识、程序意识不强，很多情况下执法不规范，和我当时心目中的执法环境和状态有不小的出入。”赵锋回忆，“那时每天巡逻回来，都会看到院子的墙边蹲着20几个“盲流”，不能坐，也不让站，只能蹲着。每天19时，会来一辆卡车，把这些“盲流”送到昌平的收容所。”宪法不是规定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吗？为什么来北京转一圈要被当作盲流遣送回去？赵锋至今都没法理解。

　　一年的民警生涯，让赵锋觉得问题越来越多，困惑也越来越多。他想改变这种现状。

　　“行政部门的执法是严谨的，法律才能被老百姓信服，中国的法治环境才能越来越好，法治的天空才会越来越蓝。”赵锋决定，回学校，继续学习行政法。

　　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复习，这一次，赵锋如愿以偿考上了公安大学行政法研究生。

　　一个案子影响一个行业

　　“如果说民事法官审理一件案子，影响着双方当事人，那么行政法官审理一个案子，影响的很可能是整个行业。”

　　2006年，研究生毕业，赵锋进入北京一中院行政庭。

　　“相比公安，我更喜欢现在的工作。”赵锋语气坚定，“很多行政机关都是首长负责制，而法院是法官负责制，更能体现法官的自身价值。尤其是行政法官，往往是通过一个案子能够解决一类问题。”

　　“如果说民事法官审理一件案子，影响着双方当事人，那么行政法官审理一个案子，影响的很可能是整个行业。”

　　赵锋向记者介绍了去年审理的刘某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一案。这也是新闻采编行业监管领域第一案。

　　刘某、胡某两人在胡某担任某报社地方新闻中心主任助理兼记者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共同收取贿赂。两人还伙同他人以所谓“新闻曝光”或删除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勒索他人财物。2014年，法院以受贿罪和敲诈勒索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十四年。

　　刘某被判处刑罚之后，广电总局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决定，将刘某列入新闻采编不良从业行为记录，终身禁止从事新闻采编工作。

　　监狱中的刘某拿到广电总局的决定，认为行政处罚应听取相对人的申诉，该决定没有给他申诉的机会，程序上不合法，于是提出了行政复议。

　　2016年1月19日，广电总局作出复议决定，认定刘某作为非新闻采编人员违法从事了新闻采编活动，广电总局依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将其列入新闻采编人员不良从业行为记录并无不当。故维持原决定。刘某仍不服，诉至法院。

　　案子到了赵锋手里。经过认真分析梳理，赵锋发现，本案的关键，是被诉决定的性质问题，也就是说，对该决定的认定，应该适用行政处罚法还是行政许可法。

　　“当时，原、被告双方都认为这是个处罚决定。”赵锋回忆，“关于被诉决定的性质，从形式上看，被诉决定与行政处罚类似，但结合新闻采编从业行政许可管理制度的具体规定来看，本案被诉决定不应当属于行政处罚。”

　　“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属于行政许可事项……《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新闻记者因违法活动被吊销新闻记者证的，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新闻记者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终身不得申领新闻记者证……被诉决定仅是对原告所处的既定法律状态进行阐明与告知，本身并不单独产生剥夺原告从事新闻采编工作资格之法律效果，故不属于行政处罚……”判决书中，赵锋用整整5页的内容阐述了被诉决定的性质，分析了被诉决定的合法性。判决书的后面，赵锋把案件相关的所有法律规定一一罗列。最终，判决驳回了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

　　这一次，刘某服了。

　　然而，赵锋的工作并没有因案子审结而结束。

　　赵锋将他在案件审理中发现的新闻采编人员不良从业行为记录登记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向广电总局做出了司法建议书，建议其对《新闻采编人员不良从业行为记录登记办法》中与行政处罚法存在冲突，有违正当程序原则的内容进行调整。

　　对这份司法建议，广电总局非常重视，专门组织人员进行了学习讨论，及时修正调整了相关内容，并完善了行业监管规定的出台流程，确保今后新闻采编行业监管规则和手段合法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