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汝诚

　　20世纪80年代初，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成为裴汝诚教授的研究生，倏忽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与学生聊天时，经常会谈到自己治学经历的“三幸”：一为1977年恢复高考，得入历史系就学；二为毕业后，得入古籍所读研；三为毕业后留在古籍所，专事文献整理的工作。“三幸”之中，两幸与裴老师相关。对老师追求的学术境界，以及学人襟怀和人格魅力，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天下学子芸芸，能有此幸事者几人，幸何如哉。

　　老师50年代后期研究生毕业后即来到上海，先在高校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后被选调参加廿四史的整理工作。《宋史》校点工作完成后，继而又是《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朝夕披览校读，都是研究宋史的重要典籍，并形成了在史学研究与文献研究两个领域兼长的治学特色。老师的学术成果，也分作两类，除上述文献点校的整理成果外，著述类如多年读书所得的论文集《半粟集》，以及与人合作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校勘述略》等。多年来，老师与我谈得最多的是，文献研究与治史，实际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史学研究离不开文献材料，否则难免为凿空之论；然文献研究若无良好的史学训练的前提，亦难获得有深度的成果，甚至因受到史学思辨能力的不足，未能够察识文献背后隐含的丰富信息。这是老师数十年学术经历的体悟。2006年，廿四史重新标点修订工作启动，中华书局敦聘将届八十高龄的老师再度担任《宋史》修订组负责人。廿四史整理工作是文史学界的一件盛事，两度参加这项工作的学者应该就是裴老师一人了。

　　我当初选择文献专业为读研方向，希望能藉此补充史学研究基本训练的不足。回想起来，确实是由老师牵着我登入学术殿堂的。硕士论文选题是关于宋人别集《净德集》的整理研究，毕业后承担的第一件工作，是《文献通考》的校点，这些都是得到老师的具体指导才顺利完成的。以《净德集》为例，存世本系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所得的辑本，从文献辑佚来看，尚有很大的余地，这便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据目录文献入手，顺藤摸瓜，由宋明两代文献中辑得近五万言，几与馆臣所辑的议论文字相等。又如校勘工作，最理想的是能够与馆臣辑本作一通校。因其时影印本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尚未引进，老师便带我到北图善本特藏部，设法调出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与武英殿本通校。校勘工作历时五天，校得异文数以百计，是我经受的又一次学徒训练。我在讲文献校勘课的时候，常以这段幸运经历自诩与《四库全书》的缘分，说到底还是与老师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