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吕叔湘从上海动身赴英，踏上了海外求学的旅程。“此身未必终异域，会有买舟东下时”，这是那年春天他在牛津写下的诗句，彰显了一颗报国之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旅欧的中国留学生对国内境况忧心如焚。那年中秋，侵华日军的战火燃至上海，而吕叔湘和好友向达还无奈地在伦敦从事着自己的研究，吕叔湘在依据《红楼梦》研究汉语语法，向达在不列颠博物馆里检阅所藏敦煌卷子。吕叔湘把自己翻译的《文明与野蛮》赠送向达时，在扉页上题诗：“文野原来未易言，神州今夕是何年！敦煌卷子红楼梦，一例逃禅剧可怜。”

　　抗战烽火阻断了吕叔湘的报国梦，他匆匆提前回国，跟许多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一样，在祖国的西南从事教学和研究。从香港，到长沙、广州、河内、昆明、成都，所到之处，民众的积弱，恶吏的横行，家园的残破，无不触目惊心。

　　1945年8月10日侵华日军投降，吕叔湘一家是晚上听见外面卖报的叫卖号外才知道的。闻此消息，全宿舍顿时欢腾起来。孩子们乱唱乱跳，吕叔湘和一些教职工自发地进城游行庆祝。半夜他回来后激动地对孩子们说：“杜甫的诗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你们明白吗？”

　　1949年，吕叔湘终于迎来了朝阳一般的新中国。这一年他45岁，正是年富力强。在他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吕叔湘夫妇那段时期拍摄的一张合照，照片背后是他的亲笔：“青年人怀着远大的理想，老年人越活越年轻。——在祖国的土地上”。

　　吕叔湘真的焕发了青春。他全面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部门所有重大的语文建设工作：确定现代汉语规范任务，拟定中学教学语法系统，研制汉语拼音方案……

　　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自1953年底开始起草，至1954年9月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吕叔湘从1954年3月起就作为语文专家参与其中。

　　1954年3月初，宪法最初的草稿完成，董必武主持，邀请了胡绳、叶圣陶和吕叔湘，用了三整天逐条推敲字句；3月下旬，中央正式提出了宪法初稿，起草委员会聘请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与其他专家一起，从不同角度讨论宪法草案，以及五个组织条例，乃至刘少奇关于宪法起草的报告等各种文件。

　　那半年里，吕叔湘有时连续几天从早晨9点工作到晚上12点。直至9月14日那天，又从上午10点工作到晚上7点，在中南海修改报告。他曾这样记述：“从三月初到九月中，今天是最后一次，功德圆满，少奇同志酌酒相劳而散。”次日，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讨论稿。

　　1982年2月，新中国的宪法迎来最重要的一次修订，吕叔湘2月22日—3月11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期间，全程参与了宪法的文字推敲和民事诉讼法等其他法律的讨论。他对这一次的宪法修订稿评价很高，对文字做了精心的推敲，从总则到具体条文，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并且专门讲了关于并列项目联结方式的处理原则。他对宪法初订和修订的重要贡献，更是赢得了国家领导人的尊重。

　　社会责任

　　吕叔湘的知名度，远超出其专业——语言学领域之外。他立足语言学专业知识，不遗余力地为中小学语文教育、社会语言应用、国家语文政策的制定和推广倾注心血。如此热心于公众语文事业，一方面基于他青年时致力于教育的理想，同时也是深受叶圣陶先生的影响。

　　1941年3月底，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叶圣陶亲赴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吕叔湘的住处叩访，那是他们最初的相识。从那时起，两人结下了四十余载的友情。那时的吕叔湘主张“学术工作的理想是要专而又专，深而又深”，而叶圣陶的这次来访，改变了吕叔湘对研究和普及的根本看法。

　　此时的叶圣陶已是著名作家，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语文教学工作上。1940年，他就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后，为推进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创意的举措，其中一项就是编写一本供中学语文教师用的汉语语法书。吕叔湘听明叶圣陶的来意后，就答应了下来。

　　这就是此后《中国文法要略》的由来，它在中国语言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文法要略》的写作使吕叔湘深刻认识到，普及工作并不是第二流的事情，深入浅出需要更深的功力；面向大众，也更有深远的意义。叶圣陶不计名利，花费大量精力编辑《中学生》《国文杂志》这样的普及型刊物，一丝不苟，殚精竭虑，几代知识分子都曾从中受益。吕叔湘正是在叶圣陶嘉言懿行的感召下，越来越多地做起了古文读本、外语指导等普及读物的编写工作，和叶老一样成为青年人和普通读者的良师益友。

　　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文字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对象。1951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审阅中央一份关于公文中文字问题的指示稿时，读到其中指出的“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等缺点时，深有感触。他批示胡乔木说，这个材料“可以印成小本发给党内外较多的人看”，同时建议“一般文法教育则应在报上写文章及为学校写文法教科书”。

　　这个任务，不久就落在了吕叔湘身上。

　　本来，胡乔木希望专门的语言研究机构承担起来，但经过了周折之后没能成行。于是，叶圣陶推荐了吕叔湘。吕叔湘毫不犹豫就接受了任务，约请了他在清华大学的年轻同事朱德熙一起合作，两人奋斗了三个月，《语法修辞讲话》于1951年6月6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刊出了。

　　此前，中共中央已通知各级党委，提醒大家注意文理，并预告了《人民日报》将刊载此类文字。《语法修辞讲话》刊出的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郑重发表了由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50年后，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文章评价说，“当时在本报连载的吕叔湘、朱德熙所著的《语法修辞讲话》，提高了几代人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1955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国家行为。《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说：“为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充分地发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交际作用，以至为了有效地发展民族间和国家间的联系、团结工作，都必须使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明确，并且推广到全民族的范围。”

　　会上，吕叔湘宣读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主题报告，强调“语言学家应该研究语言的规范，并且通过这种研究促进语言的规范化”。报告为此后若干年间我国的语言工作勾勒出蓝图。

　　会后，国务院发出指示，责成语言研究所尽快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此后几年间，吕叔湘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