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1936年6月1日出版的《西北风》半月刊第三期发表了《巴金在我的回忆中》，作者曾今可写道：“他在《自由谈》上骂过我，虽然他没有说出我的姓名。”紧接着，几乎是喊冤般地申诉：“我不能和左翼作家及小报作家们同路而被他们责骂，这本是意料中的事；巴金也骂我，实在是出乎我的意外。那时我写了一封长信去质问巴金，说我看到他在《自由谈》上的文章，像是看见另一副面孔，听见另一种声音。不久他来了一封信，却不提我信上质问他的话，只一味敷衍……我以后就没有和他通过信，当然也没有再和他会过面（前年在东京的中国青年会，我看见他来了，我就先到别处去）。”

　　1931年8月1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九号《中国新书月报》的“本国文坛新话”栏目载：“巴金、曾今可原有结伴赴法之意，现巴金已赴普陀养病，拟候病愈赴日；曾今可已就新时代书局总编辑，并主持《新时代月刊》；二君皆不作赴巴黎之游矣。”比巴金大三岁的曾今可主编的《新时代》前后共出版38期，巴金为该刊写过不少文章。二人在1931年秋前已拟结伴赴法，可知他们的交情绝非泛泛。但巴金为什么要“骂”曾今可呢？找来分三次连续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苦笑呻吟与呼号》一文，抄录他“骂”曾今可的一节如下：

　　“我的一篇弃置的几年前的开玩笑的短稿，曾署上现在的名字出现于南洋报的纪念刊。我的一封给朋友的短信曾发表在××机关报的副刊上。我的一篇旧短稿曾被一个朋友当作礼物来赠送给一位编辑。我的文章给一份杂志转载后又被改了题目在各处登广告，使一些年青朋友疑心我得了那杂志的巨额稿费（你知道我从没有得过那杂志的一文稿费）；在我的旅行中一位编辑寄了他的大作来要我批评，我忠实地在回信里写了我的意见，而我的信却给人家修改后在杂志上发表了。我有一部译稿被一个从南洋回来的朋友要去出版，我自己校对，自己交涉印刷。书出以后他不给我一文稿费，不付一文印刷费，反而在背后骂我不肯给他帮忙，结果他的书店关了门，这部译稿又流落到另一书店编辑的手里，那编辑要我售给他，为了几个朋友的缘故我答应了。而如今那编辑在这本小书出版了一年以后，却把它拿到别的书店去兜售，还在外面扬言说我欠了他的情没有钱偿还，拿译稿来作抵。（这类的事还多着呢，在这文坛上在这出版界里，是充满着使一个真实的人苦笑、呻吟的事情的，我没有时间把他们全都说给你听。）我看见一个人说过几句话，于是这人就把我和他或她的言语和行动连接在一起而传布出去……”

　　1933年4月29日所刊这几百字，在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巴金《生之忏悔》散文集中所收改题为《我的呼号》的同一文中，已全部被删去，此后的14卷本《巴金文集》和26卷本《巴金全集》都没有再恢复。曾今可之所以看重巴金这次的“骂”，其实是他太在乎与巴金的交往。他不经意地对人讲他与巴金一同打过麻将，巴金不承认，曾今可想不通巴金也“会说假话”，甚至巴金的朋友如毛一波、卢剑波和朱梅（即梅子）都借了曾今可的钱没有还，曾今可看在巴金的面上就不再讨还了。这些事，他都写进了《巴金在我的回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