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30多年前，我就读于华东师大一附中。我的母校是颇有历史的名校，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全市仅有十余所市级重点中学。当时上海有20个区县，平均一个区县还摊不上一所，而师大一附中就已然名列其中了。

　　长久以来，大众判断一所中学的“段位”高低，最重要的标准是升学率。我认为，这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当年考生远多于今天、高校远少于今天、招生规模远小于今天，升学之难真堪比蜀道之难于上青天。师大一附中的升学率则傲视群雄。就拿我参加高考的1984年来说，全年级4个班，每班40人，共160人，除了一位品学兼优的同学留校担任团干部未参考，一位平时成绩不错的同学马失前蹄未考上（今天也出色地工作在金融岗位上）以外，其余158位同学全部考上大学，被北大、清华、复旦、交大、中科大录取者，总以几十人计。外语类的上海前十名，我所在的班级里就有3名。

　　升学率之高，当然离不开有效的应试教育。我至今坚持认为，不可简单化地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对立起来，并贬低应试教育。这样做不符合实际，违反常识，有悖情理。在我看来，应试乃是最基本的素质之一。这里不是展开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我只想说，当年师大一附中的“素质教育”也非常成功。我们的体育活动、课外兴趣活动，恐怕远比今天的中学丰富得多。我本人就是学校田径队的中长跑队员（其时的师大一附中也以田径闻名），专练800米、1500米，有不短的一段时间，我的体育老师黄顺奎先生，每天一大早骑车陪我，先完成一次从中州路到复旦大学的折返跑。全程恐怕接近一万米吧，这就为我打下了受益无穷的耐力基础。此外，我还参加了历史、生物等好几个课外兴趣小组。这些都是中学时代留给我的美好回忆，我至今感恩、感念不已。

　　30多年的师大一附中何以臻此？当然，因素有很多，然而，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拥有一批特立独拔的极其优秀的教师。他们有情怀、有水平，都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教育家。本身承担教学任务的科目不必说了，这些老师还都各有专长，且水准绝不低于高校的专家教授。

　　谨恭举数例。

　　历史老师郝陵生先生，独创一套历史教学法，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专著，更将历史教得引人入胜。我最早听到恩师季羡林先生的名字和著述，初步了解梵文、巴利文研究，就是拜郝老师之赐。后来，也是在郝老师的指导下，我选择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作为自己高考的第一志愿。

　　语文老师陆继椿先生，自己编撰了一套语文教材，不仅师大一附中用，好多别的学校也用。语文老师吴侃先生，专研历代笔记小说。俄文老师张思中先生，创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外语教学法。这三位老师并没有直接给我所在的班级教过课，但是，课余都“有教无类”，不管哪个班级的学生，都可以去找他们聊聊，各位老师自然是不吝赐教。我获益良多。

　　这样的老师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对学生的造就，真正是当得起“功德无量”四个字的。

　　数学老师刘定一先生就是这个教师群体的一员，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还在我就读于师大一附中的30多年前，刘老师就已经是学生心目中的传奇人物。刘老师还兼着另外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并不教我们数学，只是偶尔给我们班级代过不多的几次课，因此，我与刘老师的接触不多。而且，当年的刘老师以严厉著称，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他挟着教案，不苟言笑，步履舒缓，俨然踱过，一般都是赶紧闪到一边，恭敬让道。

　　不过，传奇又使得我们对刘老师绝不陌生。我们这批一附中学子大概都知道（可能不完全是事实，我们好像也没有人敢去问刘老师），由于所谓的“出身问题”，刘老师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凭着超越常人的天资与毅力，硬是靠了自学，成为一名文理两通、外语兼擅的名师。不仅如此，刘老师还挺身学术前沿，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一代系统论学者之一。30多年前可不是今天，那正是出版最困难的时代，将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是多少学者终身未必可及的梦想，而我们的刘老师，早就出版了有关控制论的论文、专著、译著。套用今天学生的一句话，在我们心目中，刘老师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就我所知，我的许多同学就是以刘老师为楷模，立志成为科学家、学者。其中不乏考入当年全国瞩目的中科大少年班者，成为世界著名科学院院士者。拥有这样的老师，是一所学校、几代学生的福分。

　　1984年后，我北上求学，不久留学欧洲，后又辗转国内外，与一附中的老师们久疏音候，请教无由。等返回上海忝列复旦大学教席，已是年过四十。我和一附中的老师们很快就恢复了联系。古语“四十不惑”，而我疑惑日多。少年时代的老师们，如郝陵生先生、刘定一先生，又成了我请教的对象。师恩浩荡，泽被远矣。

　　刘老师早已是特级教师，是上海乃至全国的一代名师。但退而不休，依然主持跨学科研究的课题。我偶然知道，近年来，刘老师致力于《论语》研究，别开蹊径，从系统论、逻辑结构等角度，对《论语》的文本、语句、言辞，进行突破性的重构与阐释。听说刘老师开设《论语》讲座，作为学生，我恭敬前往聆听，真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许多阙疑扞格之处，在刘老师的阐释中，文从字顺，语气完足，篇章自成。在刘老师的课堂上，我如入宝山，目不暇给，欢喜赞叹，钦敬叹服。

　　《论语》诞生于轴心时代，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大经大典，其重要性自然不待辞费。刘定一先生的阐释，一定会与时下通行的钱穆先生《论语新解》、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刘殿爵先生英译《论语》、李泽厚先生《论语今读》、孙钦善先生《论语本解》等并肩，而成立一个全新的系统，在源远流长的《论语》学术史上，彰显典范式的开创意义。我期待，并且相信，越来越多的读者会认同我的看法；我期待，并且相信，在地不爱宝的今天，不久的将来，就能有出土文献证实刘老师的阐释和研判。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论语简明读本》并不是刘定一老师论语研究的全部成果，而只是其简纲。作为一名老学生，我有幸拜读过刘老师的部分书稿，精义络绎，不可名状。我盼望，刘老师的《论语研究》也能够很快问世，以飨读者。

　　光阴荏苒，作为学生的我，也已经年过半百。我一附中时代的老师们，都已经年过古稀，或登耄耋了。他们是中国教育的当之无愧的梁脊。各位老师更是我毕生的楷模榜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者系著名学者 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