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阴影下的追忆与逃亡

　　庞大的长篇计划开始于一枚生锈的钉子。

　　1977年，高考终于恢复，一位文学青年离开了工作的粮食局车队，成为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次年，他将“文革”时经历过的一次事件写成了一篇小说。13岁时，在他父亲工作的医院大院里，一位熟识的医生遭人迫害，在批斗时头部被钉入了一枚钉子，逐渐失去行动能力，变成了植物人。小说投给了《上海文学》，但最终因为调子灰暗而没有发表。这位青年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结婚生子，写作的书桌则被一张婴儿床代替。1982年，女儿张悦然就出生在那位植物人所在的医院大院里，钉子的故事则一直停留在这位父亲的记忆里，偶尔才会跟女儿讲起。

　　2011年冬天，张悦然回到山东过年，在从小居住的大学家属院又见到了童年时遇到过的一些人。张悦然忽然发现，童年世界里的一切在她离开后仍然维持着自身的秩序。

　　此前，张悦然决定将父亲说过的那个钉子的故事写进小说里，为此她回到了那座医院，找到了那位植物人的档案。那份档案里记录着特定时代下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出生、参军、退伍、工作，但这一切却因为一枚钉子戛然而止。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位植物人一直躺在医院里，并在1980年代末“呼吸衰竭死亡”。

　　张悦然觉得，父亲讲述的这个故事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跨越代际从而进入历史的通道，但她却在这个通道的入口处停留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叙述方式。直到回到从小居住的家属院，张悦然发现那里的很多事情停留在了原地。她觉得惊恐，某种盘根错节的东西在这个原来的世界里兀自生长，居住在其中的人受困于记忆，这些都是习惯了外地生活的张悦然不曾预见到的。于是，另一个叙述人的形象找到了她，作为那个植物人的后代，不断追忆与逃亡。她为之取名为程恭，与那个批斗参与者的后代李佳栖一起，由此形成了以对话和追忆共同构成的双声结构。

　　在这篇小说中，60年代和90年代如同层层远景，随着两位叙述者的追忆而慢慢显露出它的侧影，像是一场初冬的落雪，在匀称的语调中不断增加重量。张悦然修改了很多遍，往往是写到后来，新的人物忽然出现，前面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她在电脑中建了很多个文档，记录着由经验和虚构生发出的各种细节，种种真实的经历被打散重组，比如父亲的大学执教以及他熟悉的医院大院。

　　在小说中，李佳栖的父亲在经历了种种历史的变故之后，决定不再教书，和许多人一样下海经商，常年在北京和俄罗斯奔波，总是酗酒，理想主义的烟云都成为过去。而随着故事的继续展开，上一代的恩怨与记忆对于他的影响开始浮现。最终，他在酒醉的情况下发生车祸，遇难身亡。

　　那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一次自毁，张悦然自己也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种种变故与记忆如同一层一层的茧，不断积累和渗透，包裹着怀揣秘密的人们。他们在罪责与爱欲中奔走，逐渐失控，却发现有些东西无法被忘却，如影随形。“毕竟，童年的东西对于人的影响和瓦解还是最彻底的。”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张悦然常常觉得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有时也会在面对隔膜与孤独时选择忍耐，甚至“熟视无睹”，但这样的状态在写完《茧》之后发生了某些转变。在小说的最后，她写到了程恭决意离开，写到了平淡的日常生活。

　　“程恭闻到了炒熟的肉末的香味，浓稠的甜面酱在锅里冒着泡，等一下，再等一下，然后就可以盛出锅，和细细的黄瓜丝一起，倒入洁白剔透的碗中。”张悦然在小说的最后这样写道。这在有些人看来有些离题，但她觉得，程恭的出走和日常的生活场景显示出人物对于逃离历史与记忆的渴望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