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丈量出了后来的距离”

　　曾有记者提到山东，想要问张悦然回去时的感受，她却打断了对方的提问，说自己从来没有回去过。她当然会在冬天的时候回到那个被称为泉城的北方城市，但或许是因为早年经历的缘故，故乡的意义在她这里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断裂。

　　她出生在山东济南，从小居住在大学家属院里，对校园有种天生的亲切感。2001年初，正在读高三的张悦然获得了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本可以直接保送大学，但4月出台的教委新规让她失去了这个机会。虽然有些沮丧，但张悦然还是重新投入复习，最终考进山东大学。但很快，她便选择转学，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读计算机，在这个热带国家度过了酷热的五年时间。

　　尽管最终没能通过新概念获得直接保送大学的机会，但这个众所周知的比赛还是影响了张悦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写作。2003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980》出版。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她更是接连出版了长篇小说《樱桃之远》和《誓鸟》、短篇小说集《十爱》等五部作品。在出版社的宣传过程中，她曾和郭敬明一起被称作“80后”写作的“金童玉女”，也曾在《红鞋》等带有哥特风格的作品中展现出冷酷和强劲的一面。

　　高强度的写作伴随她度过大学时光。国外开放的大学环境让她一度感到释放，紧张的写作强度却让她在此后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她常常在后来的小说里写到下雪，并笑称是因为在国外习惯了热带气候，比别人少过了五个冬天。

　　2006年，大学结束后，张悦然选择回国，在北京居住。相比之下，尽管在济南生活了十多年，她却没有机会真正地熟悉这个家乡城市。回想过去，她忽然发觉自己除了写作，还没有真正地工作过。而在结束了高强度的职业写作之后，她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写作本身的事情。直到2012年，她才有了人生中除了写作之外的第二份工作，在大学里教书。

　　在这个过程中，她去过很多个国家，在国外的那些城市旅行，短暂地停留。而在文字中，她习惯了用书面语写作。在后来的那些短篇故事里，人物往往身处一种隔膜状态，这些也都是她亲身经历过的。“也许是童年丈量出了后来的距离。”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直到后来开始写《茧》，她才在这个长篇的小说世界里为生活于其中的人物角色重建了一个文字意义上的故乡。

　　生活的图景与写作的秩序

　　2008年5月，张悦然与一位朋友共同前往四川地震灾区做志愿者。到了四川之后，她搭车直接到了北川。在北川，当地的山民不断寻找着失去联系的家人，张悦然则跟其他志愿者一起发放物资。但很快她就意识到，相比于救灾现场，志愿者应该去的是后方。随后，她到了绵阳市中心医院。“那更像是一种自我教育。”张悦然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让张悦然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家中的保姆便来自四川，但她在确认没有家人伤亡之后并没有立刻回到家乡。或许对于这位保姆来说，留在城市里打工赚钱，便是最好的支援家人的方式。这样的思维差异让张悦然开始转换自己的思考方式。她与保姆的这段经历后来成为短篇小说《家》的起点。

　　在这篇小说中，女主人公裘洛与同居的男友不约而同地决定离开那个被称为家的房子，只剩下保姆小菊继续留守在这个陌生的现代都市。在小说的开篇，现代生活的种种面孔被展现在读者面前。电动窗帘、化妆品、卷发器，以及超级市场里的清洗剂和复合维生素，这些物品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忽然有一刻，觉得它们都没有什么价值。”裘洛在失神的时候这样想。而男友则在留给裘洛的信中写道，“我逃避的，可能是比婚姻更大的东西。”地震发生后，保姆小菊留在了城市，而男友则决定去四川灾区。意外的是，小菊在电视里的救灾画面中看到了裘洛的身影。

　　如果说出走和参与救灾是裘洛们从隔绝的现代生活中突围的方式，这篇小说本身则同样为张悦然打开了某种写作的出口，也被一些评论者看作是她后来写作的某种起点。实际上，她很早便开始关注这些从外地来到城市的女性。“我在生活中也经常会接触到这个人群，都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对她们有天然的了解，缘分很深。”张悦然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此后，张悦然的作品里仍然可以看到许多城市场景，比如社交舞会、家庭聚会和发布会，但在此之外，她的笔下开始有了一些社会问题的展露，比如超生和上访，以及贪腐和抢劫。这些问题并不是张悦然想要着重书写的对象，但作为故事的背景，为小说中的情感与角色增添了更多现实逻辑的支撑。

　　而在那部酝酿长达七年、日后备受好评的长篇作品《茧》中，她还写到了“文革”，写到了下海。经验的匮乏和历史感的缺席曾是很多批评家在批评包括张悦然在内的“80后”作家时的常见论调，但她近年来的这些努力无疑在刷新人们对这一代写作者的惯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