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勃的三个女儿从小到大记忆里很少和父亲一起吃饭，而且因为夫妻俩在卫生所看病走不开，女儿们从小就很独立。

　　“我七八岁的时候，大我4岁的大姐就能踩着板凳够着锅台给我和二姐做饭。”这个情景周松勃小女儿周倩印象深刻。

　　“真的走不开，有的是乡里乡亲，有的是大老远来，生了病都心急火燎，眼巴巴排队等着，要说‘你们等着我去吃个饭’，哪说得出口啊？”周松勃摇摇头。

　　总有不得不走的时候，比如今年的全国两会。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周松勃到北京开会，一走就是20多天，这是他30多年来离开卫生所时间最长的一次。但他的老病号还是想办法把他“找了回来”。

　　“每天中午休息的间隙，我会和患者视频通话，问问病症，看看开的处方。有些老病号就认我，我嘱咐几句，他们心里踏实点。”

　　忙，是村医周松勃的常态，村民对他的依赖，他也早已习惯。“选择了医生这个工作，时间就不是自己的了，我把这种依赖视为一种信任和褒奖。”

　　有好几次，他累得实在想放弃，“但转念一想排队等着我的病人，心又软了。再苦再累，也得坚持。”周松勃看看墙上一面面患者送来的锦旗说。

　　2

　　“没钱也得救命，啥有命大”

　　村民们依赖的村医周松勃，其实年轻时是个手艺不错的木匠。刘翠芳本想和有手艺的木匠丈夫享福，没想到却和“最美医生”一起吃起苦来。

　　“看病有时要往外搭钱，遇到特别困难的索性就不收钱，没几年的功夫，家底就被掏空了。”刘翠芳当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最初无法理解丈夫的行为。

　　“开始几年日子过得虽然紧，但还只是往外借钱，后来欠账越来越多，卫生所资金周转越来越难，几次面临断药。开始断药，我就去药店赊，可赊多了，药店也不肯再赊了，只好去银行贷款。”刘翠芳一度因为日子难以为继想要和周松勃离婚。

　　婚最后没有离，夫妻俩开辟了副业，跟随周松勃哥哥姐姐一起养鸭子。养了几年鸭子，收入还算不错，这才补上了银行贷款的窟窿。

　　刘翠芳找出家里盛放在鞋盒里的一捆捆欠条和两大本账本，每一张欠条、每一笔账背后都有故事。

　　“周大夫，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欠你的医疗费，这辈子还不上，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还上。”一张打在2013年9月，金额3000元的欠条背面，留下了这样一行字。

　　欠条是来涿州打工的一名贵州农民工留下的。他在工地运砖时突然晕倒，被送往保定市一家医院，经过十几天抢救治疗花了近两万元，因为没钱继续治疗来到周松勃的卫生所。

　　在卫生所一个多月，周松勃管吃管住，给病人进行康复治疗。患者不辞而别那天，周松勃骑车追上去，患者还有些尴尬。但周松勃递了一大袋子康复药，还塞给他一些回家的路费。

　　5年过去，欠账一直没有偿还。但每逢春节，周松勃会收到患者从贵州寄来的茶叶和一些土特产。

　　这些欠条和账单背后，有的是治病，有的是救命。

　　一张2005年5月的欠条已经发黄卷了边，这是刁四村一名村民写的。

　　“这家伙和怀孕6个月的老婆吵架，老婆一气之下喝了半瓶农药，送到卫生所已经事发半个多小时了。我立马检查进行洗胃抢救，经过两天观察、治疗，终于母子平安。”

　　周松勃说：“他当时刚做了右肾摘除手术，家里还有1万多元欠债，咋和他要钱？”这张欠条周松勃存起来后，再没有催要过。

　　“没钱也得救命，啥有命大？”这是周松勃最朴素的想法。

　　不仅如此，周松勃还给自己定下“四个不收、一个免费”：出诊不收费、门诊不收费、针灸不收费、注射不收费，孤寡老人全免费。

　　如今，欠条累计已经有1000多张，一摞摞用皮筋打捆，少的几十元，多的几百、上千元。两大本账本是给急重病人垫付转院费用和住院押金的借款账本，流水近100万元。刘翠芳算了算，没还的加起来有大约46万元。

　　再次整理这些欠条和账单，刘翠芳感慨万千，“这些年又舍药又搭钱，没有把卫生所赔进去，反而来看病的越来越多。我公公去世时，自发来吊唁的有六七百人，站满了一条街。”

　　看到这样的情景，刘翠芳慢慢理解了丈夫的爱心和善举，她相信，这么做没错。

　　3

　　“让人们远离疾病就是我的分内事”

　　周松勃给记者翻看他和其他全国人大代表的合影，照片上他笑容满面，神态轻松。人们不知道的是，两会期间周松勃因身体不适被送到医院，他只在门诊拿了些药，也未做彻底检查。

　　“自己的身体，他不好好重视。患者的病确诊不了，他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刘翠芳担心，却拿周松勃没办法。

　　行医开药，治病救人，是周松勃的分内事，但有些本不用村医过多操心的事，他出于职业本能也很上心。

　　“让人们远离疾病就是我的分内事。”周松勃说。

　　周松勃在2003年“非典”过后，建起了一处医疗废水处理装置。周松勃指指院子里的假山，“就在它下面”。

　　在假山之下，周松勃利用三个沼气池模具，用水泥浇筑了一个可以存储43立方米医疗废水的储水罐。医疗废水可存放三个月，废水用次氯酸钠、过氧乙酸等杀菌灭毒，确保不成为二次污染源。每隔三个月，医疗废水运到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减少污染排放。

　　与污水处理装置一起建起来的，还有一间8平方米的医用垃圾房。垃圾房做了防鼠、防蚊蝇、防蟑螂、防渗漏处理，可以暂存医疗垃圾。

　　医疗垃圾、废水的无害化处理到底有多重要？

　　周松勃看到村里有孩子拿着废旧针管玩就要“没收”。“医疗垃圾和医疗废水所含的病毒、病菌危害是普通生活垃圾、废水的数百甚至上千倍，随意抛弃和处理不慎很可能捅娄子，威胁村民健康。”

　　过去，一些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对医疗废水及医疗废物的处理不重视，将医疗垃圾和一般生活垃圾放在一起，随便倒在门口路旁，甚至丢弃在水渠中，直接污染饮用水源。

　　让周松勃欣慰的是，去年涿州市建了医疗垃圾处理中心。现在各村卫生所的医疗垃圾要“上缴”到乡卫生院，再由专用车辆拉到医疗垃圾处理中心。医疗废水也定期有专门的运输车辆抽走，进行无害化处理。

　　周松勃见多了死亡，却仍不能被“免疫”。进入临终阶段的病人需要止痛针缓解痛苦时，周松勃都尽量让妻子出诊。

　　“我见不得病人那渴望活下去却透着绝望的眼神，心揪得难受。”看见病人苦苦熬着等待死亡，周松勃总是忍不住掉眼泪。

　　作为一名医生，有时无法帮病人解除痛苦、挽救生命，大概是周松勃最无奈的事。于是，他产生了一种“活着要救人，身后也要救人”的执念，决定捐献遗体。这一次，妻子和他想到了一起。

　　“一个人的眼角膜能让多个人重见光明，一个人两个肾脏能救活两个人。现在很多需要移植器官的患者，因为缺少器官源得不到及时救治。”周松勃说。

　　2012年国庆期间，周松勃和妻子借三个女儿回家的机会，用两天时间做通了孩子们的思想工作。

　　“比起一点点腐烂掉或者化为灰烬，日后父母身体的一部分能够在别人的生命中延续，也许是更好的结果。”周倩不是被说服，而是不得不尊重父母的意见。

　　没等国庆节结束，周松勃夫妇就在三个孩子的陪同下，到保定红十字会办清了所有遗体捐献手续，孩子们含泪在父母遗体捐赠意向书上签了字。

　　“人道、博爱、奉献”，采访结束时，记者再次看到刁四村卫生所院墙上几个红色大字，又多了一层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