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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头衔里面我最喜欢的还是工程师
关于国家的“位置”,倒是戚发轫常常思考的问题。在近日中国科协夏季科学展上,他还不忘拿出一组数据来说明中国在太空领域发展的“位置”——“天上有1000多颗卫星在工作,中国有100多颗,占十分之一”。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过,中国航天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很大程度上因为有年轻且有奉献精神的科学团队。根据戚发轫的统计,美国在1969年登月时,其研究团队的平均年龄是28岁,如今这个数字变成了42岁,而俄罗斯60岁以上的航天研究人员占到40%,反观中国,我们平均年龄35岁,非常有潜力。
但戚发轫担心:等这一拨儿年轻人成长起来后,会不会出现断层,换言之,将来会不会没有人愿意当工程师了?
60多年过去,戚发轫仍记得刚上大学时迎接新生的横幅上写的话:“欢迎未来的红色航空工程师。”那时的他作为一名工程师,“感到光荣”是发自内心的话。至今,在所有头衔里,戚发轫最喜欢的还是工程师。
科学家的责任在于发现没有发现的东西,进行“原始创新”,而工程师的工作是将科学家的发现与技术家的发明集合成一个工程,进行“集成创新”。戚发轫说,很难想象,一个社会没有工程师就像“没有临床医生”,搞了那么多研究,写了那么多论文,面对病人却束手无策。
然而,如今谈起工程师,多少感觉有点“低人一等”,比如,高级工程师只有加上教授级或研究员级才能算正高职称,而越来越多的孩子从事经济、法律、金融,学习理工科的人越来越“稀缺”。
时代已变,在戚发轫成长的年代,“国家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儿孙这代人完全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志愿。
但孩子们选择的真的是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吗?戚发轫以为不尽然,就像很多人不了解工程师是干什么的一样,不少年轻人对于选择也是在随波逐流。
他感慨“现在小学生太累”,围着考试、升学率团团转,却单单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点,“你如果问他喜欢什么,他说不出来就直接问他妈”。应试教育下疲于奔命的结果,只是终于盼到大学的“解放”,然后进入另一轮“被选择”。
戚发轫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载人登月,他也相信,总会有一些年轻人像他一样,能够实现航天梦想。(邱晨辉 郑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