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章近照 本报记者 张士英摄/光明图片 

　　每天只要没有其他特别的事，82岁的马建章院士都习惯来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的院士办公室工作。按照定好的采访时间，记者如约而至，马建章已经备好了茶，请记者落座，品尝。

　　“中俄边境东北虎频繁跨境活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存在着军事围栏、交通设施和农业开垦破碎和分割栖息地的问题，尽管中俄两国政府在东北虎生态廊道上已经建立了一定数量的保护区，但在部分关键区域仍存在严重的保护空缺。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编制了一个中俄跨境东北虎保护区方案，国家很重视这项工作，已经批复，我的学生正在调研，争取早日拿出详细方案。”提及近期工作，马建章说。

　　作为新中国最早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专家，马建章一直在为野生动物的保护而奔走，退休后亦是如此。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他感到幸福和快乐。而这源于他从小对大自然和野生动物的热爱。

　　1937年，马建章出生在辽宁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后来，一家人移居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农村。科尔沁草原的辽阔天地，激发了马建章热爱大自然的天性，他开始对动植物感兴趣。

　　1953年，少年时代的马建章自作主张报考了内蒙古扎兰屯林业学校。1956年，从林校毕业的马建章面临人生选择。“有北京林学院和东北林学院两个保送机会，我考虑东林学制是5年，能够多学习一年知识，另外东北靠近小兴安岭长白山林区，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就选择了东北林学院（1985年更名为东北林业大学）。”马建章回忆。

　　毕业后，马建章留校任教，长期从事野生动物生态与保护、管理工程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物种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要想维护生态平衡，首要是保护物种。”马建章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为了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摸清家底，马建章经常到野外观测、调研。几十年来，他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野外考察不仅艰苦还常常伴随着危险。一次，马建章带着同事们到小兴安岭搞野生动物调查。山坡上是茂密的森林，里面异常闷热。大家小心翼翼地跟在马建章身后，一点一点分剥开灌木丛，一步步向前勘察。突然，马建章觉察到对面有寒光射过来，他惊得足有好几秒才回过神儿来——对面的隐蔽处卧着一只大老虎，与他们直线距离不足30米。

　　“我们叽里咕噜从山上滚下来，带的所有东西都丢了，军用水壶也压扁了，好在老虎没追上来。”回顾往事，马建章早已忘记危险，反倒因为当时的窘境哈哈大笑起来。

　　1963年，马建章和同事们踏着没膝深的积雪，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寻找驯鹿的踪迹。茫茫雪野，身穿白羊皮袄，脚穿靰鞡鞋，头戴狗皮帽子的他们每前进一步，都无比艰难。饿了，啃一口冻得硬邦邦的干粮，渴了，抓一把冰凉的白雪。“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林学院的。”曾经的苦难，成为自嘲。

　　“野外考察虽然辛苦，但当我们找到了一直苦苦追寻的物种时，那种兴奋和喜悦难以言表。”马建章笑着说。

　　大自然不仅成为马建章进行科学研究的场所，还是他育人的课堂。20世纪80年代，马建章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三北防护林地区”野生动物资源和自然保护区考察。“三北”防护林包括西北、华北、东北十三个省、市、自治区，面积近400平方公里，考察难度极大。

　　马建章冒着风险，顶着压力，大胆把东北林业大学动物系七七级和七八级三个班学生的毕业设计改为实地调查。带着他们长途跋涉12省区，行程10万公里，创造了发现33种鸟类的新纪录。同时，绘制出60多幅经济动物分布图、珍贵动物分布图，完成200多万字的科考报告，为国家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马建章所带的这两届毕业学生，不但出色地完成了调查任务，而且个个练就一身本事，现在大都是野生动物管理与研究方面挑大梁的人物。

　　“从新疆天山，到北极漠河，什么罪都遭了，什么苦都吃了。白天，在灌木丛里考察，举步维艰，老师跟我们手挽手肩并肩往前走，手把手教我们统计数据。晚上，老师到每个房间查铺，给我们掖被角。这段历练对我的成长太重要了。”目前在宁夏林业厅工作的高级工程师白庆生回忆道。

　　在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管理、野生动物学科建设方面，马建章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创建了我国野生动物管理学科、我国第一个野生动物资源学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人才培训中心，并编著了我国第一部《野生动物管理学》和《自然保护区学》。

　　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马建章主张“不可一味保护，而应合理开发利用”。结合我国国情，他首次提出“保护、驯养、利用”的野生动物管理方针。创立的“濒危物种的管理、生境选择与改良、环境容纳量”等理论，奠定了我国野生动物管理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理论基础。

　　采访中，伴着马建章的回忆与讲述，记者感受着他工作中的苦与乐，更被他苦中作乐的干劲和科研精神所感染。马建章热爱他的事业，希望能有更多人接续做好这项工作。谈到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寄语，他说：“做科研工作，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应该注重国家需求，服务国家需要。其次要有责任心，敢于攻坚，野外调研要能吃苦。三要恪守科研工作的底线，真实不做假。”

　　（本报记者 张士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