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手稿

　　【大家】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作为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他留下的700余万字作品是一个时代的宝贵记忆。本文作者将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经历概括为：“从实求知看世界，三级两跳论中国，差序格局说乡土，多元一体求认同，志在富民是心愿，城乡边区重行行，文化自觉强九州，和而不同安天下。”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始终贯穿着他所倡导的“从实求知”精神和“志在富民”的抱负，很好地解决了理论和实际、学术和应用、高深和普及的关系。他的学问对国家有贡献、对人民有关怀，对社会有用处、对学术有意义，为后辈树立了为学为人的标杆。

　　学人小传

　　费孝通（1910—2005），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研究院。1936年至1938年留学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接受马凌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专攻社会人类学。回国后，他一直从事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状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写的《江村经济》（即《中国农民的生活》）、《乡土中国》，是第一次将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用于研究现代农村的著作，深受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的好评。曾任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87年到1990年，我有幸跟随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边区开发。在从事民族研究的近三十年历程中，我对恩师的民族研究思想亦步亦趋，也总陷于一城一地的局部领悟状态。蓦然回首，我才发现，费孝通先生从来不是孤立地研究民族问题，他从“民族”这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入手，或者说以此为线索，不断推进对人类文化的认识，其终极目的是研究如何让社会更美好。他以社会人类学的独特视角，不断提升文化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在“志在富民”的表达下，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而不懈努力。

　　一

　　费孝通14岁就开始发表文章，但真正谈文化却是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其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旨在根据地方志材料记载，找出婚嫁时“亲迎”习俗在中国的分布状况，从而思考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变异。同年，他又发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一文，指出“研究社会变迁实是在比较不同的文化状态而追寻其过程罢了。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势必从它的文化状态开始”。此时，他谈的文化，已是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了，不仅正规，而且联系中国实际，在当时比较超前。

　　费孝通的文化思想首先得益于他的大学老师吴文藻。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非常流行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且不断开展社区研究的实地调查，在当时世界社会人文研究领域内都算得上领先。1936年，吴文藻赴美参加哈佛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正好遇上了马凌诺斯基。他向这位功能学派大师介绍了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嫁接的新探索。

　　听完吴文藻的介绍，马凌诺斯基非常兴奋，说中国了不起，走得这么前卫，同时也知道了正要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费孝通。因此马凌诺斯基一回到英国，便从他的大弟子弗斯手中接管了费孝通，亲自指导其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费孝通与弗斯也从师生关系变成师兄弟关系，分别为马凌诺斯基一首一尾的两大弟子。

　　费孝通原本想以大瑶山的调查材料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弗斯却认为江村（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对中国研究更有代表性，由此也奠定了费孝通成功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