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给予费孝通系统的社会人类学训练，他几乎借阅了吴文藻所有的私人藏书，打下了较为宽泛的学科基础。1933年的那篇本科毕业论文，标志着费孝通真正理解了文化是什么，文化一定要有三要素，是广义而不是狭义的。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吴文藻向清华大学推荐了费孝通。1933年，费孝通成为清华人类学系唯一的硕士生，师从史禄国。史禄国是俄国著名人类学家，长期从事西伯利亚及通古斯文化调查研究。他给费孝通制定了六年的学习计划，从体质人类学开始，然后是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力求把他培养成为一名通才。

　　1935年，费孝通按规定可以毕业了，并被选派准备去英国留学，史禄国也因故结束了清华的教学生涯。但六年计划只实施了两年，史禄国建议费孝通出国前先去搞一个田野调查。因此，在吴文藻和史禄国的推荐帮助下，费孝通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开启了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

　　这次调查对于费孝通的学术发展很重要，可以说是他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起点；这次调查也非常悲壮，王同惠因为救他而长眠于大瑶山。2005年，受费宗惠和张荣华的委托，我有幸带领学生做了大瑶山70年的追踪调查，出版了《大瑶山七十年变迁》一书。2014年，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创新项目，我又率队做了大瑶山80周年变迁的追踪调查，于2015年出版了新书，并召开了专题学术纪念会。

　　二

　　在费孝通的众多著作中，第一本应该读的是《花蓝瑶社会组织》，这本书只有六七万字，是在王同惠的调查笔记基础上，由费孝通整理完成的。吴文藻评价说，用这么简短的文字，层层剥笋似的把一个民族的文化，概括得如此完整和精练，这是费孝通作为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家，第一次完整地将文化结构展现出来。

　　《花蓝瑶社会组织》是费孝通第一本实地调查成果，《江村经济》则是第二本。细品《江村经济》，可以发现费孝通调查研究的新动向。他跟随马凌诺斯基学习两年，特别是参加每星期五的“今日人类学”讨论，学科基础日渐雄厚。博士毕业后，费孝通立即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于1938年10月底辗转到达大后方昆明，任职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此后不久，费孝通马上选择禄丰县的村庄开始了内地农村调查。《云南三村》注重类型加比较，代表着其文化研究思想的另一次跃进。如果说，费孝通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想搞清楚文化是什么，文化怎么去调查，怎么去分析、怎么去研究的话，那么《江村经济》及《云南三村》则代表他的文化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马凌诺斯基给《江村经济》写的序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马凌诺斯基的话，第一层意思是《江村经济》突破了文野之别，人类学此前都是调查研究野蛮民族的，费孝通一下子把它运用到了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第二层意思是此前的人类学研究都是所谓先进民族的学者，高高在上，以俯视的眼光研究落后民族或进行殖民地调查，而费孝通开拓了本地人研究本土、自己人研究自己民族的先河，“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或许可以说始于马凌诺斯基的这句话——“人贵有自知之明”，其“根”可能就是从这个序言开始种下的。

　　其实，马凌诺斯基还说了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他最欣赏的就是《江村经济》所包含的对人类的关怀，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尤其是这本书不是静态的文化结构研究，它是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而且是社会科学如何去推动变迁的研究。我把这个序言反复揣摩，终于悟出了其中蕴含的深刻意义，而《江村经济》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能有如此影响，正是基于此。

　　我曾经跟费先生开玩笑地说：“先生，你的《江村经济》是社会学谈经济，我的《羌村社会》才是正宗的社会学研究，你只关注了父系血缘的社会功能，我看出了母系血缘的平衡功能，你的书不够全面。”当时，老先生哈哈大笑着说：“有意思！”我当然不会愚蠢到跟恩师论高低，但那种爷孙般的自由讨论，想起来就让人心热。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的前言，说明了他的写作目的：“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他学人类学，绝不是为换个洋学位，搞一个高雅的话题，他是实实在在想改变这个社会，“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马凌诺斯基非常欣赏的地方。

　　费孝通写道——

　　“我的人民肩负重任，正在为当前的斗争付出沉痛的代价”，“然而我确信，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

　　《江村经济》显示出了费孝通文化研究的第二个趋向，即引导型文化变迁，我们的学科要干什么？就是要让社会更美好，积极地引导这个社会向美好的方向去变迁。从那以后，费孝通一直都在这么做。

　　三

　　费孝通的《我这一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那代知识分子是怎么面对改造的。1948年4月，他跟张东荪、雷洁琼等一起来到西柏坡，在解放区，他们一路上看见支前民工推着独轮车，打着红旗，没有一个当兵的押送，拉着粮食、枪支弹药，如滚滚洪流般向前。

　　费孝通一下子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天下，是因为他们得人心。为什么能得人心，因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中国的基本问题。《江村经济》最后一章说：“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国民党政府说得多做得少，中国的问题实质是土地问题，是农民太贫困的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源。

　　费孝通看到了一支完全是群众自发的革命洪流，他被彻底地震撼和征服了。从那以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其研究始终贯穿了一个思想，就是引导性社会文化变迁。

　　1957年，费孝通第二次来到江村，调查成果在《新观察》上的连载还未完成，就被打成了“右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捡起了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1978年，他第二次上大瑶山，接着三访江村。沿着这两个点的追踪调查，开始了“行行重行行”的研究，形成了他晚年的两条调研线索：一个是边区开发，一个是城乡关系，并为此坚持了几十年。

　　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就提出要下好全国人口这盘棋，要有边区和城乡两个“眼”。1984年，他正式开始边区开发的调查研究。在内蒙古农牧结合部的调研中，他发现民族地区存在“两个失衡”，即自然生态的失衡和人文环境的失衡。通过对包头钢铁厂调查，他发现“既要包钢还要包人”，提出打破“围墙经济”的国企改革思路。

　　沿着城乡关系这条线，费孝通从三访江村开始，逐渐从村上升到镇，提出“小城镇、大问题”，提倡农工相辅，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声疾呼。根据各地发展经验的实地调查，他总结出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以及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的温州模式，还有中原农村的庭院经济等多种发展模式。由此再上升到区域整体发展思路，他最早提出规划南岭开发区及九加二的珠三角大开发。

　　1986年，费孝通在兰州说：“我展望西北的前途，如果通向西部的市场前进的话，不仅是青藏高原，还有新疆，甚至国外的中亚细亚和直到中东的那一系列国家。你们确有广阔的天地，比沿海地区更优越。”1991年，他在《凉山行》中提出攀西开发区设想，“西通缅、印、孟的南方丝绸之路”，激活古已有之的南北两条丝绸之路，如今已经演变成国家层面的“一带一路”建设。1990年，他在天津以“口与腹”为比喻，提出了环渤海湾经济圈的设想，如今成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