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月文学月”的重点活动之一

格非 李洱对谈现代写作：对传统的继承 不是直接搬用

 李洱

 格非

　　作为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重点活动之一，由北京出版集团旗下十月文学院举办 “格非、李洱对谈：现代写作与中国传统”活动近日在十月文学院（佑圣寺）举办。

　　活动中，著名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与十月文艺出版社签约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助理李洱围绕“传统”与“创新”这两个对于中国当下文学创作有着重要影响的元素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解读，认为中国文学的创新发展之路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但继承传统也绝不能离开对于现实的关注和与时俱进的创造。

　　格非首先引用了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艾略特的一个主要观点：作家在年轻的时候怎么写都可以，但是到了30岁以后，如果还要继续写作的话，那你就必须去了解历史。他说自己也是在快30岁的时候开始注意到这件事，随着年龄的增加，渐渐意识到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的重要性。

　　这当中还有一个契机，就是格非当时在上海的好友——他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文学批评家之一的胡河清曾经对他讲：“你们这代作家，你也好，余华也好，将来这些人中如果想要出大作家，那么需要从现在开始就关注对传统的研究，如果再迟了就来不及了。你们不要认为学一点西方的东西就觉得怎么了不得，就可以写一辈子。”格非说这番话对他的刺激很大，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慢慢研究这个方面。

　　在李洱看来，所谓现代汉语包含了两个来源：一个是从孔孟诸子以来到后来的四大名著，另外一个是来源于翻译，来源于我们跟西方的交流，正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西方语言赋予了现代汉语一些原本没有的结构。这个时候所有的作家的任务就变得非常简单，当然也非常重大：“你要不断地在既吸取传统又吸取外来语言和文化的过程当中创造出来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这里面存在的困难非常多，我们也仍旧还在努力的过程中。”

　　怼

　　中学生用古文写作得高分

　　“继承传统，不是用古文词吓吓别人就可以的”

　　谈到在当今的社会现状下应该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格非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不能说我今天穿汉服、读四书五经就叫做继承，我认为对于传统的继承不是直接去搬用，学几个古文词吓吓别人就可以的。”

　　格非的儿子在上中学，前不久他拿了班里一个同学的作文给格非看，说这个文章写得很好，老师给了高分。格非一看，那个作文从头到尾全都是古代的词汇，因为他们的老师就是一个喜欢古典文学的人，谁要是说上几句古文她就佩服得不得了，“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继承传统文化的，这是不对的，因为继承传统的目的还是要解决当代文化的问题。”

　　因此，格非有个观点：创作如果要继承传统，你一定要基于当时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你要对它整个地进行改造，只有创造性的工作才称得上是继承传统，或者说才能称得上跟传统对话。对话是创造性的，不是把原来东西搬过来，在我这个文章里补贴一下就有了韵味，不是这个道理。比如你要理解杜甫为什么写作，了解他最重要的思想核心，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跟杜甫对话。你写出来当然和杜甫的完全不同，但是你仍然跟杜甫构成某种关系，这才叫做对传统的继承。

　　怼

　　写《红楼梦》续集

　　“跟传统几乎一样，你的写作就不再有意义”

　　李洱对此表示赞同：“一方面要继承传统，另外一方面也要有变化。这个变化从哪儿来？显然是要跟上社会发展的状况，只有在能够对这种发展构成某种自然的反应的前提下，你的写作才能有所变化。”

　　他举例说，曾经看到过苏州一位女作家续写的《红楼梦》，比高鹗写的还要精彩得多，看上去几乎跟曹雪芹写得一样，但是他觉得这种东西没有什么价值。“当你完全回到传统的时候，跟传统几乎是一样的了，你的写作也就不再有意义。而且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作家可以写出《红楼梦》的续集，写得跟《红楼梦》一样，这个写作能力应该是非常高的，可是如果你要他写一本关于当代生活的短篇小说，奇怪的是他就写不出来了，或者写出来也没法看。”

　　对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李洱分析称：“我觉得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作家，不管是格非还是李洱，可以说都会纠缠于传统和现代的问题。当经过10年、20年的创作经历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几乎每写一句话都必须把自己放到这个问题里面去考量：你既要对传统做某种继承，因为这是你摆不脱的，另外你又必须对当代的社会的发展状况有某种回应。我们在处理现代跟传统的关系的时候所面临的那种复杂性、那种纠缠不清，我相信所有写作者都会遇到。”

　　赞

　　石黑一雄

　　“真正的主体性是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

　　随后格非总结说，想要协调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认为关键在于先要建立起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主体性。

　　他举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新晋得主石黑一雄为例：“真正的主体性是什么？是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比如说石黑一雄他很小就离开了日本，本来跟日本文学没有关系，可是你看他写的那些东西、那些场景，仍有大量东方的特别是日本的元素在里面。这就是日本现代文学里面的一个优势，他们一直希望建立这种文化主体性，一方面是在不断向西方学习，他们比我们学得快，同时也还保留了很多传统的东西和自我的思考。我想我们将来如果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完满的主体性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不要说自己关起门来搞自己那一套，那不行，必须要能参与进全球这样一个大格局里面去，另外也不能把自己的东西都扔掉，要把我们的特殊性也融合进去。主体性的建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还需要大家的思考，我没有现成的答案。”（本组文/本报记者 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