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陈钢(79岁)

　　1949年，对中国是个很重要的年份，对我个人也是。那一年，我14岁，就参军了，当然，是谎报年龄“混”入革命队伍的。我一直跟别人开玩笑，说我大概是中国最年轻的离休干部，至少是之一，我没有见过比我更年轻的。

　　今年我已经近80岁了，除了周小燕外，差不多是上海音乐学院还在教课的最老的老师。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这么大，现在我跑进学校，熟悉的大概也只有自己教课的这个办公室。但14岁时参军这件事，对我一生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我不仅在那之后误打误撞走上了音乐的道路，这段经历还为我带来了一种真诚而有力的信仰，伴我度过了一生中的风风雨雨。

　　14岁，虚报年龄去参军

　　说回到1949年。那时，我的父母都在香港工作，我与13岁的弟弟、12岁的妹妹留在上海上学，家里有老保姆照顾，生活条件是蛮好的。而且，我的成绩也不错，虽然只有初中肄业，但是已经很痴迷文学，也创作过小说了，还是想继续把书念下去的。家庭也好、读书也好，没什么迫于生计要参军的理由。但实际上，我成为一个热血青年，也是必然的。

　　6岁的时候，家里除了《圣经》、《资本论》，还有《联共(布)党史》，我就是偷偷读着这些书长大的。那时候国民党是腐败，耳朵里听到的都是罢工、金圆券贬值，大家都去参加游行。谁不期望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呢？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进上海。我虽然小，但是一直偷听广播，又看到了当天报纸上登出来的影响很大的新闻，说解放军睡在街头，很是激动。我在家写了传单，带着弟弟妹妹上街去发，迎接解放军。那时候，我们要去茂名南路上的舅舅家，但是延安中路浦东大楼的街口，停着国民党的大坦克，看到谁就打谁，非常危险。我们就从嵩山路一路爬了过去。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形。

　　不久之后，我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说是华东军政大学正在招生。当时上海市长、第三野战军司令陈毅，就是华东军政大学的校长。招生唯一条件，就是18岁以上。当时我是一心想要参军，向舅舅哀求。我舅舅管着我们几个孩子，觉得参军事大，就问了还在香港的我的父亲。父亲一开始也拿不准主意，又去问夏衍。夏衍是左翼文学的领袖，就跟我父亲说，你应该让他去呀，这是件好事。我父亲也就同意了。

　　但是我才14岁，肄业证书上清清楚楚写着的，不够格，怎么办呢？我就用橡皮，把那个4涂掉，改了个8上去，然后再涂点酱油，搞得模糊一点。这样我就算是18岁了，打算去“混入”革命队伍了。到了去报名的时候，看到排队的人什么年龄层次的都有，老老少少聚在一起。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孩子，看上去跟我差不多大。考官问他，你多大？他说，18！考官又问，18岁，那你属什么？结果他回答不出来了。我一吓，赶快跑到后面，把18岁的属相算算清楚。结果轮到我的时候，考官却不问这个问题了。1949年8月3日，我就正式参军了。

　　可是考官们心里都是清楚的呀。第二天，我们这些混进去的不到年龄的小孩子，统统给“拎”出来，编成一个青年队。我们就从上海去到南京的华东军大，开始了军人的生活。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吃饭、穿衣都不要钱的，一个月发一块钱黄烟费，我们这些不抽烟的人，就拿来零花了。那时候，部队对所有的官兵一视同仁，军衔层级差别，几乎感觉不到，大家都很平等，在军队的生活就像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

　　军队生涯的三个“第一次”

　　虽说是青年队，但我们的训练和学习，丝毫不比别人放松。我记得有一次拉练，大冬天的负重过河。河水刺骨寒，我们也和其他人一样，喝酒吃牛肉才能过河，不然体力受不了。因为上过学，我本来就算是“小知识分子”。再加上在军大读的一年大学，我15岁就是大学毕业生了，而且还是副排级。现在想想也好玩。

　　在参军的那一年里，有三件事情我记得最清楚：吃的第一顿饭、唱的第一首歌、穿的第一双鞋。

　　入伍之后，第一次开饭，一个大饭桶推过来，我们每个人就带着自己的小盆子、小板凳，去盛饭吃。我小小年纪就是近视眼，盛饭的时候，只见桶里黄澄澄一片，闻着又特别香，还以为是蛋炒饭。结果嘴巴一咬，咬不动了。原来这是小米饭，从山东运过来的。我们在上海，没见过也没吃过小米饭，可是中国有很多老百姓，吃的就是这样的饭。

　　我们在部队唱的第一首歌，是　《解放区的天》，“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是这首。唱歌的时候，指挥我们的是一个区队长。他的指挥手势很简单，就是双手握拳，竖起大拇指，上下摆臂。到了后来，我在前线歌舞团排练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时，扮演连长“鲁大成”的演员，就是这样指挥的。那首歌，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1949年的一个符号。解放前，我们就都会唱这首歌了，在我们心里，解放区的天就是明朗的天。还有很多进步学生，在解放前赶赴解放区，理想就是那片“明朗的天”，这是一代热血青年的理想。

　　印象最最深的，是我参军后领到的第一双鞋。那是一双布鞋，但是比皮鞋还厚还硬，根本掰不动。这是山东的老大娘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她们对子弟兵的感情和期望，都在这一针一线里了。后来，我去山东的时候，看到田埂上大部分是老人女人孩子，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很多都在前线牺牲了。解放上海的时候，过江的大部分是山东兵，他们对新中国、对“解放区的天”，抱着热切的期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十多年前，我作为参军50年的“老兵”接受采访。我就说现在有些腐败的官员，你们应该去看看这一双双布鞋，这是老百姓为了追求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把孩子送到前线，把生命献给了事业的见证，你们对得起他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