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不是维权的最好方式”

　　正是在时任人民大学校长兼全国总工会教育工会主席吴玉章的推荐下，关怀于1953年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也是建国后第一次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他于1981年起担任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后又经时任总工会主席的尉健行同志提名成为主席团委员。

　　几十年的工会工作，使关怀更有机会贴近劳动者生活。他或为权益受侵的劳动者指点迷津，或发表评论为他们壮威呐喊，抑或亲自出庭为他们辩护。

　　在关怀家里，笔者看到这样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捍卫劳动法尊严，维护劳动者权益———敬献德高望重的关怀教授”。赠送者是河南一家煤矿的老工人巩恩和，他与关老的友谊已有八年。老巩因给单位提意见遭报复，从调换工种直到最后被解聘。倔强的他走上诉讼之路，谁知审理此案的“法官”竟是法院借来帮忙的临时工，老巩败诉了。

　　一心讨公道的老巩在《劳动法实务全书》上“结识”了关怀，那年他拿着地图摸到人民大学找到关老。关怀热心地接待了他，在了解案情后作出法律评析：单位对其调动属非正常调动，违背劳动法原则；法院用临时工充任法官审案属违法。他告诉老巩，案子肯定赢。带着这颗“定心丸”，老巩再次打起官司，但意外地再次败诉。认为判决不公的关怀立即给该法院院长写信反映情况，并委托另一法学教授帮助老巩继续参加诉讼。

　　经长达八年的诉讼之路，法院终判老巩原单位行为错误，在这八年里老巩成了关怀家的常客。说起执着的老巩，关怀钦佩地笑道：“‘久病成医’的老巩都把劳动法学通了。”

　　当然关老秉直的个性也为自己引来过麻烦。他就曾经因打抱不平惹上官司。有两姐妹在宁波某企业打了四个月工后，不但分文未获，反欠企业入厂押金。她们要求辞工，但又被企业勒令缴纳违约金。可怜的姐妹拿起了法律武器，但无论是到劳动局仲裁还是法院一审、二审，她们都失败了。

　　“入厂押金是劳动部明令禁止的，职工因这个违法行为而违约纯属正当，仲裁和判决都有错。”关怀得知两姐妹的遭遇后，立即发表了名为《要依法保护职工权益》一文，严厉批评企业的违法行为。虽此前也有各种声讨的文章，但对该企业而言，关怀这个劳动法泰斗的声音给他们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重创。于是他们以名誉侵害为由将关怀告上法庭，并索赔五十万元。

　　“我作为劳动法学者，企业凭什么不让我说话？”关怀愤愤不平：“我当时完全作好应诉准备。”关怀当被告的新闻轰动一时，报上纷纷出现“劳动法专家竟成被告”、“打工妹欲哭无泪，关教授仗义执言”等标题。同时，两姐妹的事引起中央有关领导和全国总工会的关注。经过一番周折企业最终纠正了错误，同时撤销对关怀的起诉，一场风波这才平息。

　　老巩和两姐妹的诉讼之路可谓坎坷，笔者不禁产生疑问，当劳动者权利受侵时，难道只有剑拔弩张的诉讼才能解决问题？

　　“一年官司十年仇，双方一旦走上法庭，从此便撕破脸皮，诉讼并非维权最好方式”。关怀告诉笔者，劳动法规定了处理劳动争议的司法制度，即“一调一裁二审制”。

　　“一调”指企业内部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工会、职工和用人单位三方代表协商解决劳动争议，其意义在于把矛盾消除在萌芽阶段，但它并非必经程序。“一裁”是由劳动局、工会、用人单位三方组成的仲裁机构对争议进行仲裁。“二审”是指仲裁未决的劳动争议，可由法院进行两级审理。

　　“当发生劳动争议时，调解委员会似乎没发挥作用啊？”笔者认为。

　　“根本问题是劳动关系已转变，以前是计划经济体制，企业的钱是国家的。但现在许多企业钱是老板的，想让他们割让利益可不容易。”

　　“工会如今似乎也很薄弱”，笔者说。

　　“工会本身无实权，只起监督作用。我们设计的劳动仲裁本是工会在内的三家共裁，但现在实际是劳动局一家独裁，工会被搁到一边。”

　　“一调一裁二审”的处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者“有冤有处申”，但事实上，先调解后仲裁，再经法院两审，争议处理过程几乎都在一年以上，或许很少有人能有巩恩和那样的勇气坚持八年。

　　对此，关怀也表示担忧：“此制度理论上是保护工人，但实际这漫长的时间和高额的诉讼费用许多工人根本承受不起，但企业不在乎。所以我认为要缩短诉讼时间就必须加大劳动仲裁的法律效力，简化诉讼程序。”

　　“既然诉讼之路不好走，那您认为什么才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最好方式？”笔者问道。

　　“要从根本上解决劳动纠纷，必须防患于未然，加强劳动检查工作，有关部门不要等问题出现才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