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联络农民工的工友搜集证据，他寻找工资表，想办法认定劳动事实。随后，两个人开始申请仲裁，反复被认定不成立后，他们又提起诉讼，一审判决后，对方不服，再上诉，然后再驳回。

　　案子前后走了3年。

　　他的精力被一点点拖了进去，再也没有时间坐在律所等那些有钱赚的案子上门了。老花镜、文件袋和笔被塞进大衣，他一次次地在小城里穿行，两千多元的工资也尽数砸进了日常开销。

　　有人问他值得吗，詹肇成说：“每一步都在向前走啊。只不过程序多一点。终究是给人希望的。”

　　官司打到最后，詹肇成觉得支撑自己的，也许只是最初那个农民工抹眼泪的样子，“我见不得这些事情”“太惨了，不给赔偿还有正义公正可言吗？”

　　二

　　当了律师好几年，詹燕有自己办案的原则和方法。她排斥刑案、拒绝调查取证，尤其对当事人和相关部门说话留三分余地。

　　让父亲身陷看守所的案子在她看来，太危险了。那是一桩刑事案件，根据蒲江县检察院的指控，该县一位农机经营者何恒钻了国家“对农民购买农机具予以财政补贴”的空子，找到没有购买需求的35家农户，用他们的身份证、户口簿等，办理购买了拖拉机、油菜籽收获机等享受国家补贴的农机具35台，后倒卖他人，骗取国家补贴。

　　作为辩护律师，会见当事人时，当事人突然告诉詹肇成，自己只套取了12台农机，并非起诉书所称的35台。

　　詹肇成心生疑惑，很快他作出决定，带上所里一位年轻律师刘勋，两人一道去向当事农户调查取证。

　　但这一行为被视作有涉嫌诱导证人改变证言的嫌疑。公安机关宣称，有证人表示，是律师要求他们改变证言，以便帮助何恒减轻罪责，故作出与事实不符的证言。

　　詹燕仔细检查了父亲的资料，案卷资料基本都是手写，东边放一坨西边丢一沓儿。手机里面的照片要么只拍了一半，要么是花的。父亲的U盘一插进自己的电脑，杀毒软件的警报马上响起。她埋怨这个“不懂保护自己”的父亲，“如果我知道他要去调查取证，绝不会允许。就算要去，我也要给他配一个摄像机。”

　　说什么也晚了。隔着铁栏，詹燕劝父亲，家里人一致认为辩护太难了，死扛意义也不大。

　　“你这么大年纪了，要什么名声？要命最重要！”

　　“都把你人抓了，还不配合？还有啥希望？配合才有可能轻判。”

　　铁栏那头的詹燕气得发抖。父亲面对名声、面对“真相”，总是犯倔脾气。以前每次开庭，如果遇到公诉方出示的证据有一定问题，较真的詹肇成一定会当场指出。

　　她无法理解，父亲身在小县城，每天和这些部门打交道，为啥一定要得罪人，不能“灵活成熟”些吗？

　　有时她教父亲如何圆滑点儿规避风险，反而会被父亲一顿臭骂。“我真是没有把你教育好。”

　　他说：“倡导法治建设就应该从最基层的律师开始做起，就要和不好的东西划清界线。”

　　有人找到他或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妻子，拐弯抹角地提醒他，“不要让别人下不来台”“跟他们作对有什么好处？”他的回应常常只有一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当初詹肇成被那个交通事故案拖住精力时，身边很多人劝他放弃，案子再打下去，结果无非是少赔一点儿钱。

　　谁也没有想到，詹肇成说，自己是一名律师，“只晓得律师就该坚持从法律的角度考虑问题”。

　　这个“年轻”的花甲律师执业时间不长，但五六年时间里，他接了近一百起法律援助案件。他说自己“缺点很多”，烟瘾大、牌瘾大，还老忘事，锅里烧着水他就跑去客厅看抗日剧了。等缓过神来，锅底都快烧穿了。

　　隔着那道铁栏，詹燕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父亲，两个人就像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律师之路。

　　“你晓不晓得辩护时间还会持续多久？”为了给父亲辩护，她冲父亲吵。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詹肇成说，“不要因为我关着了就产生多余的想法。没有犯罪就是没有犯罪，如果因为这点事情就怕了的话，还怎么当律师？”

　　话到最后，是詹肇成有些失望疲惫的声音，“你没有办刑案的经验，理论也不过关，换一个律师吧。”

　　三

　　詹肇成及刘勋涉嫌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一案于2016年8月第一次开庭审理。媒体报道后，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被同行拉进了一个律师微信大群。有人说自己“感同身受”，“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一直面临着风险”。有人说，詹律师的案子涉及律师的执业权利和执业风险，“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有律师发声明：“调查取证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极为重要的权利，也是辩护律师为当事人进行有效辩护的职责所在……”

　　“如果动辄对进行调查取证的辩护律师以妨害作证罪名予以刑事追诉，必将导致更多的律师不敢、不能进行调查取证，这将极大的损害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刑事辩护沦为‘形式辩护’。”

　　隔着电脑屏幕的詹燕傻了，身为一个年轻律师，她一度以为自保是律师的本能，“我们办的都是别人的案子，最重要的难道不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吗？”

　　微信里，如此多的律师声援，让她哭了。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被更换为詹肇成的辩护律师。

　　周泽说，他反感业界一些律师把不去调查取证奉为圭臬的行为，他也不认为詹肇成不懂电脑、不懂录音录像就去调查取证有什么错处。相反，当一个律师对案件相关的证言证据抱有怀疑，决定去调查取证，才是“律师真正的本能”。

　　2012年詹燕在司法考试中以高分拿到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随后来到成都市区的律所执业。父亲还会时不时批评她，“做一个好律师，你还差远了。”

　　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再想起父亲的话，突然觉得，父亲这个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持证律师，也许比自己更像一个真正的律师。

　　父亲脸上很难见到挫败感。唯独一次，他接了一起当事人因为医疗事故受伤残疾的案子，当事人是个农村妇女，詹肇成知道对方生活不易，想为当事人多申请一些赔偿。可一审下来，判的赔偿金额并不多。

　　詹肇成决定继续为当事人奔走协调。一个加班的夜里，法院突然打来电话，说当事人跑去法院撒泼打滚，大半夜也不肯离开。这不是当事人第一次“闹”了，詹肇成匆匆赶去，却被对方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你们都是一伙的。都是骗子。”

　　“很多当事人往往就喜欢走这样的路。”他叹气道，“对判决结果有异议，不上诉只知道去闹，好像闹了才能多赔钱。”

　　他把人劝回了家，处理完案子却再也不愿见这个当事人了。

　　身在法律界的基层，他时时碰到许多法条有待商榷的地方，可苦于没有途径，那些被他细心收集的案例一个个被锁进柜子，“要是哪个大律师能了解了，大家讨论讨论就好了”。

　　有人告诉詹肇成钓鱼执法的事情，他听了直摇头。“法治在不断地完善，依法办事一定会是必然趋势。区别只在于时间来得早一点或晚一点。”詹肇成说，“如果律师同仁都一起努力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来得更快一点。很多次的二审都证明了这一点。”

　　詹燕大学学的是财会专业，父亲把她从广东的工厂拽回来，逼她一起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在那之前，詹肇成已经考了十来次司法考试。县城里的风言风语很多，有人背后笑他“没本事”，家人也让他别考了“好丢人显眼”，可他没停下，“管他的，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