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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李杨:第三次不合时宜

2018-02-07 08:29:00

导演李杨

  拍第一部电影《盲井》前,李杨手上有300多万元存款,在那时的北京够买10套房。拍完第三部电影《盲·道》后,这位导演几乎成了穷光蛋,银行卡上的钱所剩无几。

  历经1年零20天的审核后,这部关注城市乞讨儿童的新片终于上映。公映4天,截止到发稿前,票房艰难爬至29.6万元。同日上映的另一部国产片,票房一路涨到了1834.7万元。

  公映后的第一场见面会,被定在2月2日于北京亦庄举行。不大的放映厅里零星坐着19位观众,59岁的李杨身着平日常穿的黑色大衣,搭上一条灰白围巾就上了台。李杨解释,选择2月2日,因为他是一个“很二的导演”。

  《盲·道》开拍时,李杨心里就有数,票房肯定不会高。但他说自己不在意,“在意的话压根儿就不会去拍。”

  市场比他想象中还要残酷。在某些省会城市,这部片子没有一场排片。即便有排片,也多半是上午场或凌晨场。李杨很失望,但他多次在微博上强调,绝不会像《百鸟朝凤》的制片人一样,跪求排片。

  在中国电影圈中,这位出生于1959年的导演,一直挺另类。有人将李杨归于中国第六代导演,与贾樟柯、冯小刚等人并列。他曾表示,“我不属于哪个群体,我特别怕群体,我也不混圈子。”

  许多投资人找到李杨,想找他拍穿越、搞笑或者爱情片。往往打开剧本看了3页,李杨就拒了,“本子太烂”。而且,他不想当“观众的痒痒挠”。

  李杨的片子专注于现实题材,没有宏大场面和华丽特效。镜头始终聚焦那些灰色地带的边缘人群:从井下被煤炭包裹的矿工,到逃不出大山的被拐妇女,再到新片中被犯罪团伙牢牢控制的乞讨儿童。

  他的电影透着某种不变的压抑,并不讨市场喜欢。因为请不动好的男演员,20多年没演过戏的李杨,只好自己担纲男主角。他一个人当5个人用,编剧、导演、演员、美术,甚至剪辑,他都自己上。因为没钱,别的商业片一个镜头能拍十几次,李杨拍两三次必须得过。

  为了这些注定票房黯淡的电影,李杨砸入了全部积蓄,甚至多次抵上唯一的房产。他形容自己是个“一意孤行的人”。“做事不考虑后果,想做就去做了。”

  年轻时,他梦想着有天能做导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到推荐信,离开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自学考到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导演专业。

  曾经做过央视主持人的毕福剑,是他的室友。在一篇文章中,他回忆,这个看起来儒雅文弱的帅小伙,跑得相当快,在新生运动会接力赛上充当最后一棒,为只有6个男生的导演班夺得冠军。被理工科学生欺负时,李杨会在推搡之时大喊一声,“来,我们两人打你们10个!”

  大学念了两年,李杨突然退学了。从光鲜的大学生变成社会无业青年。他拎着箱子,带着400多美元和借钱买来的机票,飞去德国,只为不和决意留学的女友分手。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忆起此事,李杨不觉后悔。“就算没追上那又怎么样,至少人生中追过一次,疯狂过一次,对吧?”

  他对电影的追求同样疯狂。在柏林电影节上,为了一睹大明星和大导演的风采,这个籍籍无名的留学生穿上最好的西装,打好领带,在红地毯边上转悠。搞不到颁奖晚会邀请函,他就从垃圾桶里捡出别人随手扔掉的邀请函封套,忐忑混进场内。保安冲进来时,他飞快地脱掉外套,举起托盘上的香槟,假装很熟地和一旁的嘉宾搭讪。

  打拼10多年,在德国有了稳定的工作后,他仍放不下导演梦。他害怕过浑浑噩噩的日子,坐在花园中喝着啤酒,“任凭年华老去”。于是,他飞回北京,搬进一套空调开起来呼呼作响的老式公寓中。他揣着很多钱,舍不得住大房子,舍不得买车,因为钱都是为拍电影准备的。

  他没事就骑着自行车,去朝阳图书馆泡着,在成堆的文艺杂志中搜寻好故事。读到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后,李杨欣喜若狂。他把这个讲述煤矿杀人诈骗案的故事放进抽屉,晾了两天后拿出来,还是觉得,“就是它了”。

  就着几碟花生米、拍黄瓜和豆腐丝儿,刘庆邦向李杨坦陈了自己的忧虑。他曾托朋友将小说塞到几位第五代大导演手中,没人对这个题材感兴趣。谁都认可这是部好小说,可谁都知道拍成电影肯定不挣钱:写的是底层矿工,里面没有女主角,场景又不在城里,不能植入广告。

  李杨不考虑这些。他从包里掏出事先备好的合同和几叠现金,当即签下《神木》。

  为了改编出有真实感的剧本,李杨在一位记者的陪同下,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一路向北,开始探寻煤矿之旅。绿皮火车里充斥着汗臭味、大蒜味儿、劣质烟草味和方便面气味。

  从河北、山西、宁夏辗转到陕西等省份,李杨几乎跨越半个中国,下了20多个幽深的煤矿。在矿工们住的窑洞或地窝子中,黑色的煤尘占领了屋子各个角落,连被褥上都落满了硌人的煤渣。他们的生活,每天就是挖煤、吃饭、喝酒、睡觉的循环。唯一特别的仪式是,月底发了工资,会去城里寄钱回家,有的会顺便喝酒找街边女。

  “我们就是一块肉,是几块石头夹着的一块肉。”一个矿工嘴里蹦出的话,击中了李杨。“不是可拍可不拍了,而是我有义务拍出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必须完成这部电影。”他后来回忆。

  为了保持电影的真实质感,李杨坚持要去地下300米的小煤窑拍,不用道具搭景。走在只有木桩撑着的矿井隧道里,嘎吱嘎吱的声音会从黑暗中传来,片子还没拍完,那矿井真的塌方了,两死几伤。矿主跑来找剧组借车,想尽快安抚家属,封锁消息,和小说情节一样。李杨只好带着剧组转场,几经周折,总算在开封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国营煤矿。拍完片4个月后,李杨鼻涕里仍带着黑色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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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尹文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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