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仅有一腔热忱还不够,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讲,要短时间内拿出设计的成品,并非易事。曾联松在回忆时说道:“当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涂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

　　那则征稿启事被他不知看了多少遍,条例中对国旗图案的四项要求,他几乎能倒背如流:第一,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第二,要有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之比是三比二；第四,色彩以红色为主。

　　怎样才能在国旗设计中准确而全面地体现上述的要求呢?特别是其中一、二两项,曾联松认为这是国旗设计立意中的关键问题,从美学观点来说,任何一种图案的设计首先要有立意,就像一篇文章一样,没有正确的立意,文章就没有灵魂。新中国国旗的设计更需要一个准确、贴切而深刻的立意。现在,这个难题就像一座碉堡拦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他一下子还找不到它的突破口。

　　创作

　　冥思苦想,终于有一日,一阵委婉深情的沪剧唱腔从窗外飘来:“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中国共产党……”

　　“星星,星星……”曾联松反复默念,突然找到了灵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当年红军帽上就有一颗红五星,用五角星这个革命的标志,来作为国旗的主体,不是很有意义吗?

　　经过十多天的绘图设计,他拿出初稿: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象征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旗面红色相协调,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之端庄,但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凝视着这个图案,曾联松感觉庄严而显华丽,简明而具气势,顿时兴奋得手舞足蹈。

　　事实上,曾联松确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在瑞安初中就读时,他受到美术老师、画家金作镐的熏陶,对书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中央大学读书时,曾联松经常去听宗白华教授的美学理论课,这些都为他后来设计五星红星图案,奠定了基础。

　　多年以后,进入人生暮年的曾联松这样回忆:“我能设计出五星红旗,从小受美术老师金作镐先生的启蒙教育,至关重要。”

　　入选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揿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全场30万群众一片欢腾。

　　当时的曾联松并不确定,这面五星红旗和自己的投稿有无关系。《瑞安文史资料第20辑——国旗设计者曾联松》中,收录了曾联松一篇自述体文章《我设计五星红旗》,再现了从投稿到入选的全过程。

　　“图案画稿完成后,我将它小心翼翼地装入信套,立即投递给新政协筹备会。此时已是8月中旬。不久,我被组织上安排到华东供销合作社事业管理局去工作。工作伊始,庶事草创,整天忙于事务,投稿一事便不放心上了。及至五星红旗先在天安门,继在全国各地升起,我心里既激动又惊诧,激动的是这个图案算不算是我设计的,我一无所知,也无法判断。”

　　“1950年9月,我因公赴京开会。会议期间,全国政协派人来找我,询问国旗设计情况。我如实介绍了当时的构思和投稿日期。不日,收到了建国一周年的观礼请柬,编号是‘台右97号’。”

　　参加天安门观礼后回到上海,曾联松兴奋的心情迟迟不能平静,且心里一直带着疑问。11月1日,曾联松突然接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来函,打开一看是1137号文,上书——

　　“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在政协编印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五星红旗原列第32号。最终版本有部分修改:去掉了大星中的镰刀锤头,使图案简化,并精简了原说明中的部分内容。

　　由于全国人民都想进一步了解国旗的意义,新华社于1949年11月15日播发相关文章答读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大星的中心,这表示围绕一个中心的团结,在形式上呈紧凑美观。”这段文字是对国旗图案的统一说明。

　　赤子

　　然而,人生的际遇实在难以预测。在特殊的年代,曾联松并没有因为设计了五星红旗而幸免于难,少吃苦头。1957年“反右”时,曾联松因为在茶杯上抄了段列宁的“少说漂亮话,多做点实事”而被打进了“黑名单”。“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戴上了“叛徒”“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被揪斗、抄家,后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但这一切改变不了他的赤子之心。曾联松曾经是中共党员,早在中央大学参加学生运动时,就由同学黄大明介绍入党。但在1940年2月,因为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他接到紧急转移的通知,连组织关系都没来得及带就匆忙离开了重庆,从此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曾联松就开始重新申请入党,36年中,他先后打了五次入党报告,已经退休了,他还在继续申请。

　　197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曾联松再次受邀赴京参加国庆活动。1985年11月,已经68岁高龄的曾联松,终于被批准重新入党,并作为特例不需要预备期,从入党那天起就是正式党员。这时,他已经二次中风,走路都不太方便了。

　　1987年曾联松离休后,虽然享受局级待遇,但他没有闲着,经常去部队和学校,为广大战士和青少年学生讲述自己的爱国经历,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激励人们更好地传承革命传统,建设好国家。

　　他用一辈子的生命追求一个信念:不管人生境遇如何,不忘初心,不改赤子情。正如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自念一生坎坷,书剑无成,贡献很少,报国不多。每临清苦能‘信念’不移。值此国际风云多变,幸中华自强,国运亨通,柳暗花明,经济振兴,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