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眼。杨清亮摄

　　南仁东（2009年5月摄） 新华社发

　　【述往】

　　学人小传

　　南仁东（1945—2017），天文学家，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1945年出生于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1963年以高考平均98.6分（百分制）的优异成绩夺得吉林省理科状元，进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就读，1978年9月至1987年7月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王绶琯，获理学硕士与博士学位。1984年起，使用国际甚长基线网对活动星系核进行系统观测研究，主持完成欧洲及全球网十余次观测。1994年首次提出“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工程构想，并以总工程师的身份负责项目研发、推进。2006年，任国际天文学会射电专业委员会委员主席，为中国天文学界科学家首次在此任职。2016年，历时22年的“中国天眼”工程正式完工并启用，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在主持“中国天眼”建设的20余年中，南仁东凡事亲力亲为、鞠躬尽瘁，在工程开始阶段走遍了上百个窝凼进行选址，认真对待每一处细节，攻克了索疲劳、动光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2017年9月15日，南仁东因肺癌突然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享年72岁。2018年10月15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宣布，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国家天文台于1998年9月25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79694”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南仁东星”。

　　1972年，美国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口径350米。1993年，中国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25米。新千年到来之际，阿雷西博望远镜被评为人类二十世纪十大工程之首。那时，没有人能想到，16年后，一个世界最大的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会出现在中国贵州。

　　号 角

　　“我们的落后是明摆着的。”1993年，南仁东提出要争取把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他要表达的正是，因为“落后”才应该“奋起”。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这一年在国际无线电联合大会上，国际天文学家提出要多国联建新一代功能超强的大射电望远镜。此时的南仁东任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北京天文学会理事长。他立刻着手联络一批天文学家，共同谋划推动此事。

　　1994年初春，冰消雪融，北京天文台院子里的树上冒出新绿，南仁东拿出了一篇包含着国际国内丰富内容的《大射电望远镜（LT）国际合作计划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

　　《建议书》全文17300多字，建议人有11位，分属于我国三地天文台，还有三位中科院院士当顾问。它得到了中科院的支持。1994年春夏之交，着手选址。

　　万山深处选址，这是南仁东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农民。连片的茅草房，满墙挂着成串成串的红辣椒和金黄的玉米棒子，平生喜爱美术的南仁东很想画一幅画，可是没有时间。

　　“山里农民，再穷也会杀鸡给你吃！”那是南仁东遇见的一个震撼心魄的世界。不论去哪里，总有县乡村的干部和农民带路。无路的地方，他们就用柴刀在丛林中劈出一条来。

　　人生五十，南仁东想起学生时代唱过的那首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你们怎么知道这里面有个大坑啊？”县干部问。

　　“遥感发现的。”

　　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的聂跃平是贵州人，对贵州喀斯特地貌早有研究，也是他把南仁东领到了贵州的大山深处。他们先用遥感技术捕捉到3000多个洼地，然后选了300多个圈定到数据库里，再筛选出100多个，再一个一个“用脚去选”。

　　雨衣、解放鞋、柴刀、拐杖，是他们的装备。下雨、路滑，解放鞋最耐用；拐杖，可用来防备丛林中的蛇。

　　早晨和黄昏，寒冬和酷夏。巨大的山体落差，典型的熔岩，山涧下的河谷，山里单家独户的贫困人家，长长的弯弯曲曲的石阶，两山之间的用绳索构成的桥，水声在索桥下咆哮……国家天文台、遥感所都有不少人员先后参与进来，这是南仁东和选址队员再次经历的“社会大学”。他们早已不记得这是哪个村寨了，他们只记得坐在火边仰望璀璨的星空，不论科学多么尖端，理想多么高远，仍需脚踏大地。

　　走累了，就一同坐在山坡上吸烟。一个常年卷着裤腿，一个干脆穿着短裤。这是聂跃平和南仁东重复而又重复的形象。这是一项艰辛的事业，也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一个说：“南仁东啊南仁东，跟你做事就是难。”一个说：“你别想跑！是你把我领到贵州深山里来的。”

　　选址10多年，从省长到不少村长都认识这位穿短裤的天文学家——南仁东。选址也是卓有成效的。1995年10月，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工作推进会就因中国的选址报告，30多位外国天文学家到中国贵州来开现场考察会。

　　这个国际天文学家考察会在贵州影响深远。普定县听说大山里的尚家冲可能成为大射电望远镜的台址，就组织当地村民修了8公里通车路。那里是贫困地区，穷，当地政府没这笔经费，只能给修路的农民补贴粮食和棉花。南仁东曾对地方政府说：“不要修，不要修，还没定啊！”可是没人听他的。那个冬季，农民不畏严寒加紧修路。几个月后，尚家冲就以一条崭新的大路迎接春天。

　　修路的不仅是普定。1996年，平塘县听说新发现的大窝凼很有希望，也开始修路。南仁东再次跟贵州方面的有关领导说，还没定啊……但是，那里的农民仍然修了13公里的通车路，一直修到大山深处的大窝凼前。聂跃平感慨地说：“普定和平塘农民修的这两条路，都是在荒山野岭、岩石嶙峋的地方开出来的。要按市场经济，几千万元也不够，当时地方政府都只是给农民补些粮食和棉花。”

　　我知道聂跃平说的，并不是说农民穷，给点粮食和棉花就干了，而是说，虽然穷，但那里面有不能用金钱计算的东西。

　　贵州人民的殷切期望和真情相待，是长达12年的选址中最大的支持力量。在南仁东最艰难的日子里，每思于此，都是激励他奋起的号角

　　航 行

　　国际天文学家考察会在贵州召开后，美国《科学》杂志就报道了在中国贵州喀斯特洼地为大射电望远镜早期选址和预研究的报告。这个报告反映的是大多数天文学家现场考察的观感。此时的形势似乎显示，南仁东努力把“大射电”争取到中国来落户，看来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这以后，南仁东遇到的困难也开始复杂起来。

　　这个巨大的国际项目如果能争取到中国落地，意味着世界多种尖端的先进科技将会因应用于此而流向中国，也将会开启多学科的未来发展目标。正因为有这么大的好处，南仁东要想把这个国际项目争取到中国来，就有了科技之外的复杂因素。

　　1997年，鉴于贵州特有的喀斯特地貌，为了更好地争取到这个国际大射电望远镜项目，南仁东和同事决定搞一个中国推进“大射电望远镜先导单元”计划，即中间建一个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周围还有数十个小口径的望远镜，构成平方公里阵列。

　　这个500米口径的大射电望远镜取名为FAST，含义若用一个字表达就是“快”，蕴含着“追赶”“跨越”“领先”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