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治的种子扎根民族地区（履职故事）

侯建军代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这张照片拍的是一对想离婚的佤族夫妻接受法院诉前调解的情形。坐在中间的法官名叫刘春林，是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一名佤族入额法官。在他的调解下，这对夫妻最终和好。在云南，像刘春林这样的少数民族入额法官有1138名，约占全省入额法官总数的1/3。

　　法官员额制是提高法官队伍专业化水准的重要改革措施。刘春林2016年通过法官入额考试时已经58岁，今年就将到龄退休了。有人质疑，从学历上来看，老法官普遍不如年轻人；从法律知识上看，一些入额的少数民族法官也不见得比未入额的汉族法官丰富。员额法官选任时该不该同等条件下向少数民族法官倾斜？这是我在调研中关注的重点。

　　这个问题，我在刘春林身上找到了答案。前不久，刘春林审判了一起非法杀害珍贵濒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案。案件的5名少数民族被告人在田间发现蟒蛇后，合力把蛇打死，还发到朋友圈，根本不觉得犯了法。

　　当庭宣判后，刘春林用拉祜语和佤语向5名被告人释法说理，被告人当庭认罪悔罪。刘春林作为佤族法官，不仅通晓佤语，还能流利地使用拉祜语、傣语与当地群众交流。

　　在民族地区法院，使用民族语言开庭审理、调解案件平均约占结案总数的8%以上。少数民族法官的语言沟通能力、风俗民情阅历、巡回审判经验，在多元化解纠纷中具有独特优势，这与法官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并不矛盾。谁执法、谁普法，少数民族入额法官通过双语审判，以案释法更容易让群众信服，也有助于法治的种子扎根民族地区和边疆大地。在这方面，云南经验有借鉴价值。

　　我建议，要加大双语法官培养使用力度，有必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试点采取先招录、后培训的方式合理设置民族地区法院进人门槛。同时适当延长法官退休年限，允许边疆民族地区法院返聘退休法官办案，并享受相应待遇。

　　（本报记者 杨文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