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底，蒋智由东渡日本。

　　成为《清议报》最看重的诗人

　　自1899年起，蒋智由以“因明子”为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上发表诗作。《清议报》创刊于横滨，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在海外办的第一个机关报。此时蒋与梁尚未谋面，但《清议报》上发了蒋的62首诗，仅次于梁鼎芬（以毋暇为笔名）和康有为（以更生为笔名）。

　　梁鼎芬是晚清著名学者，深受张之洞信任。曾应梁启超之请，说服张之洞派人合办《时务报》，可他后来又多次干预报社运作，致其半途而废。戊戌变法失败后，梁鼎芬怂恿张之洞改作《劝学篇》，攻击康有为等人。表面看，梁与维新党势同水火，其实暗中互相借重。

　　如此说来，在“关系稿”外，蒋智由实为《清议报》最重视的诗人。

　　晚清诗风丕变，谭嗣同、夏曾佑力倡“新学诗”，即在诗中掺杂“新学”内容，力图改变吟风弄月、不切实际的积弊。

　　“新学诗”为推广“新学”，常加入半通不通的怪词。谭嗣同便写过：“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喀私德是种姓制度的音译，巴力门是议会的音译，庵摩罗果即余甘子，原产印度，佛经中有“掌中庵摩罗果”之说，比喻所见非常清晰。

　　如此怪诗，被梁启超批为：“僻涩难懂，几无诗味。”梁启超也不满意夏曾佑的诗，说：“穗卿（夏曾佑字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

　　与“诗界革命”不谋而合

　　晚年梁启超曾检讨：“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语，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元素混合构成。”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结识“诗界革新导师”黄遵宪，将其《入境庐诗》稿本留在家中两个多月，却印象寡淡，以至于“至今无一首能记起全文者”。

　　1899年12月，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批评“被三年来鹦鹉名士占尽”诗坛，认为“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但他也承认：“今尚未有其人也。”

　　恰在此时，蒋智由的诗让梁启超眼前一亮。如蒋的《有感》：“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再如《卢骚》（今译卢梭）：“力填平等路， 血灌自由花。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均轰动一时。

　　这些诗语言浅显，有新内容、新造句，却不失格律诗的气魄，完全契合梁启超提出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的主张。

　　梁启超虽“推公度（黄遵宪）、穗卿（夏曾佑）、观云（蒋智由）为‘近世诗家三杰’”，但他认为：“诗界革命谁欤豪？因明钜子天所骄，驱役教典庖丁刀，何况欧学皮与毛。”还是最欣赏蒋智由，称他为钜子。

　　“观云的思想变了”

　　到日本后，蒋智由曾代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发表大量政论、诗歌，还担任过《浙江潮》的编辑。蒋文风冷峻且有激情，给人又冷又热之感，吴稚晖曾说：“观云疟疾作了，益服白药（指用白话文），可愈。”

　　周作人晚年回忆说，在日留学时，鲁迅很少出门访友，“只有蒋观云尚未组织政闻社的时候，住在本乡的什么馆，他（指鲁迅）曾去问候他过”。

　　据学者布谷钩沉，鲁迅曾托蒋智由帮忙。1934年5月在鲁迅写给杨霁云的信中，提到一段往事：“那时已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绍介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

　　据许寿裳记，一次蒋闲谈服装时，称清朝红缨帽有威仪，自己穿的西式礼帽无威仪。回去路上，鲁迅对许说：“观云的思想变了。”鲁迅给蒋起了个绰号——“无威仪”，认为他是“官迷”。

　　鲁迅疏远蒋智由，可能因1907年，蒋与梁启超等人成立政闻社，鼓吹保皇。

　　1907年7月，徐锡麟、秋瑾遇难，在东京的绍兴同乡集会，鲁迅等人主张发通电声讨清政府，蒋智由认为应与清政府讲道理，应如待宰之猪，哀鸣一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