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比较文学、大众文化、电影与性别研究。专著10余部。专著与论文，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韩文及阿拉伯文出版。

　　北青报：盘点今年大半年来的中国电影，有影评人说今年的特点是“有票房，无电影”？您的观察呢？有值得一看的电影吗？

　　戴锦华：今年引起我关注的国产片是《黄金时代》，也许还要加上《蓝色骨头》。

　　北青报：《黄金时代》这部电影引起了截然相反的非常大的争议。

　　戴锦华：老实说，《黄金时代》是今年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最认真、最完整、最有抱负的国产片，显然从编剧、导演到各个部门都极为认真地尽了全力，他们对于自己要表达的东西，以及如何表达有相当成熟的考量。

　　北青报：在微博上曾经看到您的学生问您对《黄金时代》的看法，您当时说许鞍华和萧红气场不合？

　　“失败”电影： 很大程度上检验了我们的文化生态 《黄金时代》

　　戴锦华：对，看片之前。我开始对这个电影没抱太大期待的原因就在这里。我知道许鞍华是一个极为敬业、有情怀、有能力的导演；萧红是我最爱的女作家之一，萧红极为特殊。她是典型的大时代之女，是天才型的作家。萧红极为“女性”，所谓“为自我牺牲精神所缚”的“高贵的大鹏金翅鸟”，但超越了人们对女性书写的一般想象，她攫住了她所遭遇的那个灾难的时代，她用自己的文字碰触并网罗住了那个时代的轮廓。萧红没有那种轻盈的浪漫，她身上有着一种魔咒般的气质与特质。我以为许鞍华独有的那份丰满的现实感与同情并不适合萧红。这是看片前的感受。

　　北青报：看了之后呢？

　　戴锦华：这就是我说的许鞍华（也许应该说李樯？）的自觉，他们另择路径，没有试图去捕获萧红，而是环绕着她，以对萧红的记忆和讲述去勾勒她的形象和所在。毫无疑问，这让影片的接受门槛有点高了。

　　从几个层面来看：《黄金时代》的形式和设定，先在地要求人们了解萧红、萧红的时代，她所书写的时代，而且必须多少了解此后大半个世纪里讲述、评判萧红的历史——文学史、也是冷战、后冷战史。可以说，影片不仅是一部萧红的传记片，而且是某种与多重历史叙述的对话。影片最重要的形式元素，讲述着会不断撕裂封闭的电影世界，直面摄影机、直面观众，便旨在于此。这的确是个高门槛。而换一个角度说，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历史纵深的消失，我有时候也会用“历史坍塌”来表述这一特征。必须说明的是，我所谓的坍塌不是历史空间成了废墟，而是“降维”为二维的扁平，犹如一幅图画，不再有纵深，无法进入，一个试图和历史对话的作品本身就会碰在图画所形成的墙壁上。

　　第三个层面的问题是，电影在多个不断往返的时间维度上，围绕萧红来讲述她，致使萧红本人成了一个沉默的中心，一个始终穿透又无法穿透的坚硬或空洞的内核。它努力诚实地与历史对话，也最终陷落于失语的症候。不错，影片有缺憾，有难度。但偌大的中国，如此的观众数量，《黄金时代》没有获得它可能的观众仍必须视为怪现象。

　　北青报：这部电影的票房很不理想，有人看完之后也表示很失望。

　　戴锦华：中国电影市场产业规模的成长速度是天文数据式的，世界电影史上没有先例，影院的扩展和银幕数的激增，再造出的观众数是十分惊人的。但问题也就在这里：众多的观众是某种意义上的“非电影观众”：缺少最起码的电影知识，不要说文化。举个例子，我在某天本着“敬业精神”，连续看了《小时代》和《后会无期》，现场的效果之好，观众和影片之间的共振让有准备的我，也大跌眼镜。但一个细节，令我记忆颇深：那便是《后会无期》中贾樟柯出现的时候，相对于始终处于亢奋中的现场观众，对这个大噱头毫无反应。显而易见，他们不是我们所谓的电影观众，他们不认识明星级的封面人物贾樟柯，他们是韩寒带入的、为了韩寒而来的观众。他们兴奋的是他们或许已然熟悉的韩寒的段子。

　　当然，关于《黄金时代》的票房失利，人们已说到了营销定位、预期与影片的错位。影片的宣传用历史想象许诺了一个“民国故事”，这是他们大失所望的成因之一。关于民国，我的同事李零教授就说过一句非常朴素、诚恳的话：民国年代不可能是黄金时代，优雅、自由、个性，因为它是一个战乱、流离失所的年代。这也是影片《黄金时代》的基调。萧红的文学史身份是东北流亡作家，她的一生不是“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是逃亡、流亡、求生。她的伟大，是在这间隙里留给了我们伟大的文学作品和她生命的传奇。但我们今天的民国想象被所谓“临水照花人”式的张爱玲锁定。因此无法指认大时代与小儿女之间的天壤落差。

　　我们永远受制于时代于文化的限定，我们永远只能看到我们预期的东西，而对别样的表述与事实视而不见。于是人们看到的是三人同床，看到的是萧红的吃，似乎那是一份风情，一种怪诞，好像我们已完全无法想象战争与灾难的时代，不知饥饿、贫穷与匮乏为何物。相对于人们的民国想象与营销案误设的预期，观众的失望是必然的，但几乎可以说，与影片无关。

　　北青报：你觉得处理这样的民国题材，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戴锦华：这恐怕不是一部影片所能回答的问题。首先我不会以票房成败论英雄，其次，我一向把电影视为某种监视社会文化的终端显示屏（这也是我持续关注电影而非电视剧的原因）。《黄金时代》的失败和其他热卖影片的成功一样，展示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及其问题。如果历史已然缺席，那么要问的是，我们如何让历史在场？让怎样的历史在场？否则，我们是否让可能与历史对话？《黄金时代》绝非完美，但它的定位、诉求，它的视听语言与结构尝试，已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