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硬方神通

　　1965年，霍春阳考取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前身）美术系，由于天津市纺织局急需设计人员，他又被调剂为工艺系录取。

　　“只要能画画，上什么都行。”不用别人做工作，霍春阳安然地在工艺系留了下来。

　　此时，孙其峰已任河北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主任。从1956年开始，他陆续延请张其翼、秦仲文、李智超、李鹤筹、溥佐、王颂余、刘君礼、萧朗等名师来校任教，而张其翼、溥佐等恰恰被分配到了工艺系。

　　张其翼教授霍春阳白描、工笔临摹，他特别强调笔线的力度与弹性，用笔的灵活与精准。这种经验使得霍春阳终生都坚持对笔墨从气力到内涵的关切。

　　“张先生画猿，画到长臂时，手中的笔跳着就出去了。一切恰到好处，令人叫绝。”霍春阳对张其翼授课的场景记忆犹新，“先生把这种用笔叫‘刀入血出’。”

　　好一个“刀入血出”。霍春阳突然发现自己手中软软的毛笔变得如此坚硬锋利。

　　“笔硬方神通”，几十年过去了，霍春阳始终不忘张其翼关于“笔力”的教诲。经过不懈地摸索，他更是从“瘦硬”悟出了“瘦劲”，完成了一次用笔从力到韵的转变。“国画的用笔就像练太极，不经过使外力、使蛮劲的阶段，就难以进入刚柔并济、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的境界。”

　　1966年5月，“文革”爆发。黑云压城，学校停课。全院230名教职员工，竟有73名被关进牛棚，张其翼更是被迫害致死，年仅53岁。

　　“可惜啊，倘若再给张先生二十年，‘大师’的称号非他莫属。”后来，在友人家中，面对张其翼的遗作《蛇与红叶图》，霍春阳“扑通”一声跪拜在地，“让我给这张画磕几个头吧！”

　　1970年，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宣布解散，选择少数教员组建“五七艺校”。由于分配意向取消，霍春阳与孙其峰共同被留在“五七艺校”工作。

　　面对这场浩劫中无休止的各种名目的瞎折腾，霍春阳疑惑，厌倦。但他不想放下手中的画笔，他弄过布景，搞过设计，更偷画过花鸟，零零碎碎，漫无方向。

　　霍春阳的勤奋没能掩盖他在艺术道路上的彷徨。孙其峰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他不忍心一个踏实有理想的有志青年就这样被时代耽搁。

　　“你什么都画，什么都想吃一口，伤胃口，也吃不胖。”孙其峰试探着劝告，“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霍春阳仰慕先生已久，当即心领神会：“先生，我想跟您学花鸟！”

　　“给你一星期考虑考虑。”孙其峰在“文革”中被冠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常常被批斗或陪斗，他不想霍春阳受到牵连。

　　“我铁心了，就让我跟您学吧！”

　　“那好吧，我教你。”

　　1972年，霍春阳拜师孙其峰。那一年，他26岁。

　　书法：曹全碑，张迁碑；花鸟：从竹子开始。“孙先生比我勤奋。我也只有以勤奋报答先生。”能跟随这样的名师学画，霍春阳万分荣幸。

　　“我画花，先生补鸟，补石；先生画枝干，我点花草。”几年间，两人合作了许多画。霍春阳心里明白，“这是先生提拔自己，扶持自己。”

　　在霍春阳当年宿舍的墙上，贴着鲁迅的一段话：“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

　　在霍春阳的心中，时间是以分分秒秒来计算的。记得当年，在天津第二工人文化宫教“职工业余创作班”，来回路程两个多小时。他骑自行车，左手扶把，腾出右手练笔力，边骑边比画。

　　花鸟鱼虫，梅兰竹菊。一根根线条，在霍春阳的手腕指尖间反转腾挪，时轻时重，或柔或刚。有人看到他这样神经质般地在空中作画，为其命名为：霍家“空手道”。

　　“一切从写生下手，从写生中获得画稿，从写生中长真本事。”20世纪70年代，北京的颐和园、大觉寺，天津的北宁公园、西沽公园，山东的泰山、菏泽……都留下了霍春阳勤奋的身影，他谨遵孙其峰的教诲。

　　为编一本《百花谱》，霍春阳早出晚归，八开三十页的本子，一天画一本多，连公园花房的师傅们都认识了这位年轻的小伙。回来他就直奔孙其峰那里：验收、订正、改稿。

　　那时的美院有一架藤萝，那真是“紫藤挂云木，林疑彩凤来”，霍春阳从电工那里借来梯子，爬上去，一画就是两个小时。

　　对于绘画，霍春阳确实有些着了魔。

　　“那些日子可真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台阶。”回忆起自己走过的道路，霍春阳感慨万千：没有“量”的积累怎么会有“质”的飞跃。

　　这“量”有多大？用孙其峰的话说：“春阳画画用的纸，得用排子车往外拉。”

　　是啊，没有“废画三千”，霍春阳就不会有后来的“山花烂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