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端定格上海

近处是沙美大楼和利康大楼，远处有东方明珠和上海金融中心，年龄相差百年的4座建筑被收纳进一张照片。受访者供图

余儒文在上海中心拍摄。受访者供图

建设中的上海中心楼顶全景，获2015美国摄影学会（PSA）旅游数码国际摄影展建筑类铜牌。受访者供图

　　执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

　　文稿编辑：蒋韡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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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着报纸，半梦半醒地躺在120层工地的石膏板上，饿醒1次，冻醒2次，闹钟终于响了，这是凌晨3时。余儒文站起来，把外套拉链拉到了嗓子眼儿处，背起10公斤重的背包，带着2台相机和4个镜头，攥着扶手，一级一级地继续往上爬。

　　风在耳边呼啸，脚下也不自觉地打飘，他不敢往下看，就连自己也被藏匿到了云雾里，他站在了上海中心的楼顶最高处。架起相机，重复熟悉的动作，开始等待日出。

　　4时，天空露出鱼肚白。持续拍摄2个小时后，他终于合上相机盖。从前一天下午5时到第二天清晨6时，这一趟，余儒文在632米高的楼顶待了足足12个小时。半年里，光是这座建设中的上海之巅，他就上了7次。

　　余儒文俯拍了对面的魔幻高楼、脚下的钢筋水泥、未完工的上海中心楼顶全景，就连工地的最后一根钢梁和后来拆掉的照明灯也没逃过他的镜头。他也没忘给自己留张照片——用三脚架、长时间曝光记录了自己盖着报纸的睡姿，因此被媒体描述成“睡过上海中心的男人”。

　　这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也因为这组照片里的楼顶全景，拿下2015美国摄影学会（PSA）旅游数码国际摄影展建筑类铜牌。

　　余儒文现在最著名的身份是“爬楼党”。扛上标志性的大背包，凌晨守着魔都从沉睡中醒来，傍晚又等待夕阳的降临，他在建筑中穿梭，要与时间赛跑。最疯狂的时候，一周4天，一次最少拍3个小时，每次拍几百张照片，一年下来积累了1万多张照片。

　　在机缘巧合地成为“爬楼党”之前，余儒文曾举着自己第一台单反相机，不厌其烦地拍学校、拍同学。毕业后，他选择“驻扎”外滩3年，以地平线的视角拍摄陆家嘴，“当时就是想拍上海，能拍成什么样，会给我什么感觉都不知道。”

　　有段时间，余儒文总觉得作品距理想差了一步之遥。直到在网上翻到“爬楼党”拍出的照片，他突然再次燃起热血：同样是陆家嘴，接连不断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连接成剧烈起伏天际线，这不正是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吗。

　　余儒文第一次“登顶”是在4年前。穿过层层叠叠的楼梯，站在一栋200米高的建筑顶层，俯瞰上海，他忽然觉得，无论视角还是思路都有了新启发，“整个人一下子开阔了”。

　　爬楼成了他的习惯。每年7月至10月的夏末初秋，他每天关注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只要遇上蓝天白云，就一定去拍照。有时候上着班，工地上的朋友打来电话“通风报信”，他立马收拾东西，一下班便是一路小跑。

　　截至目前，他已经去过近20个上海制高点。有人认为掌握了好视角，拍出好照片一定很容易，但余儒文却说“根本不是”。在楼顶每每都是他最忙乱的时候，一台相机记录大场景，一台捕捉光影细节，4个镜头来回切换，余儒文总是抓紧一切时间出片。

　　在余儒文看来，好的拍摄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天时地利人和。要花时间去等是一定的，但真的等到了，能不能拍好又是另一回事。

　　即使提前看过天气预报，有时候还是会突降大雨，拍日出的计划作废，只能扫兴而归；有时器材把握不好，难得的细节也因为没抓住而失去，同样的角度也难再遇到同样的光影；台风来临前，云流动的速度很快，是最佳的拍摄期，但同时风也大，三脚架根本立不稳，就连整个人都在风中打晃。

　　唯一一次，他拍到了魂牵梦绕的云海波涛。换器材时，镜头盖一不小心穿过屋顶铁栏，狠狠坠落在120层的地板上，“咚”地一声响彻整个空间。“那一瞬间仿佛失重，幸亏摔下去的不是我”。

　　拍风光，最考验人的是耐心。只要还有机会，无论拍过多少次，每个制高点余儒文都会一去再去。

　　也正是在这样的重复里，他发现相机里的上海一直在“长高”。同一角度的照片里，一些摩天大楼慢慢耸立起来，冲向天际。余儒文也在无数次地问自己，“心目中的上海究竟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