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血池——南京城郊失去了战斗力的中国军民，被日军反绑双膊枪杀，掷入池中，此池中的尸体达三百余具。

　　“不久，就听到一阵密集的机枪声音传过来，后来听说那些中国人全被枪杀在路边的一口水塘里。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几十年来如噩梦一般挥之不去，也从此落下了心慌、心悸和耳鸣的病根。”易兰英说。南京大屠杀时刚满10岁的马淑勤全家在难民区生活了半年多，由于担心家产遭到破坏，他们会经常回到管家桥的仓库看看。

　　“日军进城两三天的时候，我站在十字路口，看到街上来了三个骑马的日本兵。我赶紧跑回家告诉父母躲藏起来。但是，年仅十七八岁的二栓子（我家的伙计），在院子里被日本人发现，将他的头反复浸入水缸，淹的半死不活后带走，从此二栓子再无音讯。马淑勤说。

图为日军杀害中国人之后，又放上木柴，浇上汽油，纵火焚烧尸体。

　　如今的易兰英仍然住在经历大屠杀的老房子里，她说，想到过去，每天心里都慌慌的，希望后人永远不要忘了那些被杀害的无辜难民。

　　援助：用一部16毫米的摄像机拍摄的日军暴行

图为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　　

　　约翰·马吉是一位美国传教士。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马吉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设立难民伤兵医院，参与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

图为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市民李秀英在鼓楼医院治疗的镜头。图片来源：南京日报

　　不仅如此，他用一部16毫米的摄像机拍摄下了日军的暴行，这总共105分钟的4盘胶片是南京大屠杀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也是东京审判时日军罪行的铁证。

　　图为约翰·马吉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为南京大屠杀作证。

　　他的孙子克里斯•马吉说：“我的祖父使用摄像机这种工具来记录当时发生的暴行，他经常在城市中穿行去寻找日军，将正在施暴的他们赶出去。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是非常困难的，但我祖父从未说过自己是一名英雄。

　　疑问：1937年，日本的外交官在干什么？

　　1937年的12月13日，随着日本军队进入南京的还有日本的外交官，然而这些日本外交官并没有管束日本军队的权利，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把西方人士递交的抗议信转交给日本外务省。

　　图为日本右翼外交官松冈洋右。资料图片

　　王卫星说：“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资料，当时在日本外务省亚洲室的办公室里面，类似这样的日军暴行的报告堆积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