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夜晚,周令钊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没有找到田汉,而第二天是最后的通车日。这个“遗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周令钊在创作第二套人民币时,跟随印钞厂去延安宝塔山采集设计素材时才得以释怀。

　　自1937年起,随着战事逼近,周令钊像每一个热血的中国男儿一样,将身心融入文化抗战的洪流。他在长沙参加抗敌画会；为焦菊隐导演的进步剧目画海报、设计舞美；参与由范长江任领队的“南路前线工作队”采访慰问；加入叶浅予、张乐平的“漫画宣传队”,他作舞美和广告设计,作抗日宣传画、作替补演员,到滇缅慰问中国远征军……

　　在那个纷繁战乱的年代,构思快、动作快的“快手周”周令钊,以笔代枪,为当时中国实用美术设计与创作在抗战期间留下闪光一页。

　　1945年抗战胜利,从缅北战场归来,周令钊更加坚信,“‘山那边的好地方’是中国的希望。”

　　1947年夏,在武汉演剧六队的周令钊听说“有人去北平”,他决定北上,“至少北平是‘近而方便’的所在”。

　　同行者转道上海,周令钊便去看望在此的田汉。在老领导的劝说下,周令钊决定留在更需要他的“有进步背景”的上海育才学校任教。直到第二年8月,老战友冯法祀带来北平国立艺专校长徐悲鸿的聘书,经过妥善安排,周令钊抵达北平。

　　北平和平解放期间,在北平国立艺专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周令钊与其他艺术家们积极参与创作了大量庆祝革命胜利的宣传品。一天,在国会街后来的新华社绘制毛主席画像时,当听说画像将悬挂在卡车上迎接入城解放军时,周令钊兴奋极了,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山那边的好地方”。

　　开国大典前夜还在赶制毛主席画像

　　1949年9月,开国大典筹备处把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国立北平艺专。“学校决定由你来画。”艺专党委书记江丰找到周令钊,因为之前他已多次在重要会议会场布置中绘制过毛主席画像。

　　接到任务,距离开国大典也只有20多天的时间。周令钊不敢怠慢,带着新婚妻子——他在央美实用美术系的第一届学生陈若菊,登上了搭建在天安门城楼上东墙根的大型脚手画架。而就在两个月前,这对新人刚刚在徐悲鸿作为证婚人的婚礼上接受了大家的祝福。

　　开国大典前的天安门城楼安静庄严,天蒙蒙亮,执勤的小战士就能看到两个瘦小的年轻人背着画具,带着干粮水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打格、放大、调色、绘画、调整,攀上爬下、远观近改,饿了啃一口凉馒头、渴了喝一口热开水,两颗年轻的心随着新中国的即将成立而热血沸腾,“大家都很兴奋,非常愿意为一个新的中国去做事情。”周令钊曾多次提及这段往事。

　　“像,非常相像!”画像绘制接近尾声时,聂荣臻元帅亲临现场,他的话让周令钊吃了定心丸。画像原片是新华社摄影师郑景康在延安时期给毛主席拍摄的,“主席的风纪扣开着,显得很洒脱。”聂帅观后觉得“还是系上好”。

　　画像完美收工,已是开国大典前夜,回到住所还未休息,天安门便又来人。因为周总理觉得挂妥的画像下面,一行“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远看又小又花,很不协调,提议“马上改”。

　　天安门城楼中间门洞约8米高,主席的画像就悬挂在上面。在由三个直梯绑成的长梯上,周令钊一手拿照片、调色板,一手握画笔,再一次爬到了聚光灯下的巨幅画像前。

　　梯子挪动十几次,上上下下几十次,满意收工天已大亮,此时距开国大典只剩几个小时。

　　天安门广场东侧、今天的国家博物馆附近,一夜未眠的周令钊与美院师生们守候开国大典的激动时刻。

　　“像,真像!”“那是一种胜利的微笑!”听着身边师生同仁们的赞叹和祝贺,周令钊放心了,“我和若菊完成了我们人生中一个伟大的重要的工作!”

　　那一年,周令钊30岁。

　　2008年周令钊绘制了彩墨画《回忆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绘制现场》,生动地记录了那一历史时刻。“把当时的情景画下来,也算是一种纪念吧。”

　　从团旗、星星火炬,到国徽、人民币设计

　　“同意此式。毛泽东,4月28日。”

　　“同意这个,但须将金黄色圆圈及五角星放下点,置于红旗四分之一的中间。周恩来。”

　　“这个好,刘。”

　　坐在画案前,翻阅着面前的资料书,周令钊在“团旗”彩页图片前停留下来,用他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道,“刘,就是刘少奇。”“‘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是娄霜写上去的。”说完,老人又默默地笑了。

　　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召开。受命布置会场时,周令钊结识了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美术编辑娄霜。一天,娄霜找到周令钊,请他帮忙设计一稿“共青团团旗”。

　　“全国各族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刚听完娄霜关于团旗理念的介绍,“一颗被一个圆圈环绕的五角星”就出现在周令钊的稿纸上。

　　没等解释,娄霜已经兴奋地叫好,“简洁明了,太贴切了。”就这样,5分钟不到,一面鲜艳的“团旗”诞生了。

　　其后,“星星火炬”,一代代中国人铭记的少先队队旗也随之在周令钊参与下诞生。

　　1950年,周令钊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小组成员和张仃、张光宇,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小组共同完成了国家形象中最重要的徽标——国徽的设计工作。“国徽的设计是一个集体创作。”周令钊说,自己当时提出“将一颗星改为五颗星,与国旗一致”的建议被采纳。

　　“五颗星给天安门赋予了新含义。天安门是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是新中国国家标志性建筑,又曾是旧时代皇城的建筑,在天安门上空升起新中国国旗的五颗星,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新中国国徽中的最基本的图形组合。”周容说父亲不止一次跟她交流过国徽上五星设计的深层意义。

　　参与国徽设计对于周令钊来说最值得高兴的是,他和武昌艺专时的老师高庄先生同时参与这个重要的工作。“我参与了国徽的平面设计,高庄先生担当了国徽的最终浮雕成型,我们师生二人都为新中国国徽设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1950年起,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年轻的周令钊承担了许多重要的国家任务,更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国家形象设计”。

　　翻开《周令钊作品集》,油画、丙烯画、水粉水彩、国画、壁画、招贴、插图、漫画、徽标……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承载着新中国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大发展的生动气息,今天看来非常亲切。

　　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人民币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的总体设计工作。

　　“人民币第一套是在原晋察冀边区银行设计发行的,第二、三、四套是我直接参与设计的。”周令钊之前多次回忆,“1950年,时任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的罗工柳接到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的任务,于是就找到我来做总体设计。”再后来,妻子陈若菊、著名画家侯一民与夫人邓澍等也陆续加入到了创作队伍之中。

　　最怕别人称他“艺术家”

　　“有哪一位艺术家有如他那样,涉猎了难以想象的广泛而多样的领域,完成难以数计的或为重大或为平凡的艺术项目的创造,却都能达到至精至善。凭在战争年代,在实际工作中,在神不知鬼不觉间完成了他智慧和功力的积累与冶炼,成就了一代大才。”著名画家侯一民对周令钊的评价更多来自对其艺术人生的敬仰。

　　的确,除了众多的实用美术设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周令钊创作的大型历史油画《五四运动》,主笔设计的大型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和展览；他的油画作品《韶山》收藏于全国政协礼堂。

　　自1938年19岁的周令钊参与黄鹤楼大型壁画《全民抗战》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周令钊和夫人陈若菊在全国各地创造了众多壁画作品,他的壁画生涯至今81年。

　　有人评价曾担任过中国水粉画协会会长的周令钊,“在水粉画领域,周令钊几乎是登峰造极的一位大师。”对于丙烯画、彩墨画,周令钊也颇有心得,更是创造了不少优秀作品。

　　一度火爆的艺术品市场也曾让不少人找上门来,“父母不愿意介入,他们不想让原本平静的生活变得不再单纯。”周容说,2011年,父亲将1940年至2008年自己的80余幅画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曾经一幅或几幅作品名扬天下的大家比比皆是,如雷贯耳,然给予国家,给予民族众多“形象设计”的周令钊却始终选择默默无声。

　　“他就是那么朴实、厚道、谦和的人。我以为,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一定是位老实人。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不图名、不图利、不取巧,脚踏实地,辛勤耕耘,一生信奉艺术为人民服务。”黄永玉对老朋友的评价发自内心。

　　采访中,百岁周令钊仍然最怕被称“艺术家”,“我只是教员,是老师,家不家的,那都是人家说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也不敢当。”

　　“这辈子,我要做一个像周令钊先生这样的人。”作为学生,韩美林说这是当年一个二十几岁的小青年最朴素的想法,也正是这个想法,让他在日后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时能够坚持、再坚持。他说,“先生的才华,先生的品格,值得我跪。”

　　本报记者强晓玲、魏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