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周令钊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本报记者张晨霖摄

1949年,周令钊与夫人陈若菊合作的《开国大典天安门毛主席画像》。

　　“在我的而立之年,我们为之奋斗十余年的新中国诞生了。从参与成立建设,到见证祖国成长强大,风风雨雨70年。如今,我已经100周岁了,唯愿我们的祖国明天更美好,我们的人民文明、健康、幸福。”

　　说此话时,周令钊与朋友们的小型画展五一期间正在北京展出。是庆生,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更是一名百岁老人献给祖国70周年华诞的生日贺礼。

　　周令钊是谁?

　　当代著名艺术家韩美林曾为他深情一跪,著名画家黄永玉对他更是佩服有加。

　　“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从不张扬。如果换成有的人,能参与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吹嘘’一辈子了。”黄永玉说。

　　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戴八角帽的主席画像,国徽、共青团旗、少先队星星火炬,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甚至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满天星”穹顶……这些,都是他亲自绘画、设计或参与的作品。

　　而这,也只是他从艺80多年众多作品中的“冰山一角”。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大型历史油画《五四运动》、大型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油画《韶山》,记录反映新中国不同时代气息的各种招贴画、邮票、徽章,以及一些现在还随处可见的已深入普通百姓生活的各种标识……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这样评价,“他用崭新的视觉形象‘设计’了崭新的国家形象,使国家意志视觉化,反映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风貌。”

　　他,是资深的革命者。从1937年投身湖南抗敌画会,到1938年进入国共二次合作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再到1942年加入抗敌演剧队,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跟随田汉等一大批艺术名家并肩战斗,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及缅甸等战地。他还把十多个弟弟妹妹带上抗日战场,送进孩子剧团等宣传抗日。

　　他,是新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重要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先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版画系、壁画系教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一生经典作品无数,但他更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作画的人。“绘画,是我一生的爱好与追求,我愿意把最美的画作留在公众的视野里。”

　　如今,期颐之年,忆百年过往,仍然最怕听到别人称他“艺术家”,“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作品而骄傲,我只是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工作。有机会为国家做设计,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大家都说好,我就会更开心。”

　　他,是被誉为新中国“国家形象设计师”,见证了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的百岁老人周令钊。

　　“画了多少,别人不说我们不知道”

　　北京五环外一个普通又僻静的住宅小区里,周令钊的家就坐落其中。

　　餐桌边微笑、打招呼的周老面色红润,慈祥安静。缓缓挪步,上下台阶,周老在一张中式木椅上坐下,“我身体没有问题,就是记性不太好了,过去的事情记不得了。”

　　打开《周令钊作品集》,看着一页页熟悉的徽章设计、绘画作品,随着记者的感叹,一旁的周老默默地微笑。

　　“业内很多人都不知道父亲为国家到底做了多少事情,包括我自己。”这些年,周容为父亲周令钊的画册、展览、资料整理做了许多幕后工作,惊奇惊喜中,让周容一次次重新认知父亲。

　　一次,当听说韩美林在清华美院给学生做讲座谈到“满天星”创意时,周容这才知道,人民大会堂穹顶灯光“满天星”的设计构思竟也是出自父亲。

　　韩美林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这段历史。

　　那是1958年,北京十大建筑正处在紧张建设当中。当时正在民族文化宫建设工地参与美术设计工作的周令钊接到通知,让迅速到中南海参加重要会议。受制于当时交通条件,参会人员迟迟没有到齐。等待中,按时抵达的周令钊便主动向周总理询问,得知原来是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穹顶吊灯设计安装遇到了难题。

　　之前在政协礼堂施工中,吊灯因承重问题坠落,造成几十个座椅损坏。而号称“万人大礼堂”的人民大会堂主会场,高度和纵深都比政协礼堂大得多,“按照比例,建筑承重怎么解决?”周总理说。

　　周令钊有个习惯,随时随地笔不离手画速写。听了总理介绍,他说,“这个容易,满天星,满天星嘛……”随手用铅笔在稿纸上画出了众星环绕“五角星”的“满天星”设计草图。周总理接过草图,连说,“好!就是它了!告诉大家别来了,散会!”

　　“这正是今天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穹顶‘满天星’的雏形。”听着女儿周容的转述,一直表示自己记性不好的周老笑了,摊开双手又合上,仿佛把一张草图揣进兜里,绘声绘色道,“总理说是‘诸葛亮会’,他看了草图说,‘好了,就这样吧’。”随后,周老又不忘补充道,“只是一个创意、一个草图,后来都是大家深入设计制作的嘛。”

　　韩美林在文章中写道,“按照周先生的方法,不但突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理念,而且在建筑结构上易于实现,美观简洁、突出主题,令人拍案叫绝。随后创意交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奚小彭老师完成。我目睹了方案的诞生,对周先生的才华钦佩不已。”

　　周容说,父亲到底设计创作过多少艺术作品,他自己没有概念,也从来没有统计过,“以至于只有再见才能想起”。

　　“喏,那个标识是我设计的。”一次在长沙街头,周令钊指着临街商铺上大大的“中茶”标识告诉女儿。

　　“我当时一惊。”作为清华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的教授,周容曾多次拿着这个标识作为经典案例讲给学生,但她却不知道这构思巧妙的著名标识竟出自父亲之手。

　　这种惊奇,在周容那时有发生,更别提其他业内人士。

　　“一直以为我对周先生有80%—90%的了解,但现在看来连10%都没有。”之前周容整理出周令钊部分作品图录给一位业内人士看,他颇“意外”地感慨,“本以为我是了解周先生和他的艺术的,但看过周令钊部分作品图录,这其中,90%以上的作品,我,也许和更多的美术界同行一样,都不曾见过。”

　　2011年,“周令钊艺术展”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周令钊笑言“我才92岁,来日方长”,引得展览现场一片掌声与欢笑。

　　的确,那一年,他与当时84岁的夫人陈若菊完成了创作4年之久的水墨长卷《汨水平江永流芳》、大型丙烯壁画《长沙——湘江北去橘子洲头》,2013年又一起完成了北京地铁6号线朝阳门站陶瓷浮雕壁画《京东粮道》《凤舞朝阳》的设计。

　　2017年,98岁的周令钊应邀设计了“戊戌狗年”特种邮票,创造了中国邮票史上近百岁艺术家创作邮票的奇迹。

　　在周令钊的画案上,正在着色的3米长卷《桃源春色》是之前作品《沅江春暖》的其中部分,周容说,“这是为湖南常德的一个大型彩色陶瓷壁画制作的色彩效果图。”

　　“山那边的好地方”

　　翻开画案上的另一幅长卷《汨水平江永流芳》,周令钊小心翼翼地查看着画中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树,以及弯弯绕绕的母亲河——汨罗江。手指水岸边一片开阔的田野,周老默默念道,“这是我的老家,爽口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两天,周令钊出生于湖南平江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家庭。母亲郑家一毕业于长沙周南女校师范班,是徐特立的学生、杨开慧的同学,画水彩、绣样、并喜作诗,曾在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任图画教员。

　　受母亲影响,周令钊从小就喜欢画画,在长沙读小学时,他被校门口的马克思、恩格斯肖像所吸引,在研究一根根“卷曲大胡子”的画法时,也被进步的革命气氛感召。

　　13岁进入长沙华中美专,期间参与国货公司广告设计,贴补家用。毕业于湖北武昌艺专后,周令钊又在上海华东美术印刷传习所学习修版、制版等,专科学习和大量的社会实践为年轻的周令钊在实用美术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在同学的带领下,周令钊进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当时的“第三厅”大师云集,郭沫若、田汉、冼星海等都曾在此供职。那年9月,周令钊参与了全国首幅巨型抗战作品黄鹤楼壁画《全民抗战》。

　　也是在那时,美术科隔三差五便会“少了几个人”,周令钊一打听,说去了“山那边的好地方”。

　　他心里清楚,那是陕北小城,一个当时无数知识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一天,当听说冼星海也要“去北边”时,周令钊坐不住了,请求他带上自己。冼星海告诉周令钊,“去找田汉批‘路条’,到‘八办’换‘通行证’,才能买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