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生芳，没有姐妹，在兄弟六人中排行第五。

　　高考时，柴生芳是庆阳地区的文科状元；从日本留学回来后，他先是在省委办公厅工作，后来在定西担任县级领导职务。

　　作为庆阳市宁县南义乡北庄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柴生芳这些耀眼的“光环”，在82岁的老父亲眼里，在兄弟乃至整个家族的心目中，一直是他们的骄傲和荣耀。

　　虽然，他的家人没沾过他啥光。

　　“他，堂堂正正，从没凭关系给兄弟们办过一件事”

　　去年，四哥柴生军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想让柴生芳帮着找份工作。可柴生芳的回答是，让孩子去考公务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今，这个孩子在打工。

　　对柴生芳的这一做法，柴生军早有思想准备。

　　二哥的女儿、三哥的儿子，这两年纷纷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均没找到正式工作，柴生芳也都没管过。

　　柴生军说，柴生芳的口头禅是，“做人得靠自己奋斗，不要靠别人。”

　　不光是不管侄子们的工作，柴生芳的二哥、三哥、六弟至今都在家里务农。柴生芳在定西担任县级领导职务后，家里人也曾和他商量，看能否帮他们找个零工。

　　柴生芳拒绝了。

　　因为工作的关系，柴生芳认识老家宁县乃至庆阳市的一些领导。前几年，四嫂因为工作上的一件事情，想让柴生芳给县领导打个招呼、说个情。

　　柴生芳没有答应。

　　“他，堂堂正正，从没凭关系给兄弟们办过一件事。”柴生军很理解柴生芳的所作所为：“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一直不愿意给组织和其他人添麻烦，一切都得按原则办事。跑关系、走后门，在他心目中，没门！”

　　2011年，柴生芳在安定区任区委常委、副区长时，他的宝贝女儿甜甜诞生了。42岁得女，喜出望外的柴生芳趁一个周末，在兰州为“千金”办了“满月酒”。

　　那会儿，还没有中央八项规定，可柴生芳只请了几桌亲朋好友，也没请包括司机、秘书在内的安定区政府办身边工作人员。区里有几位政府部门的局长闻讯后，专程赶到兰州，要来参加。电话这头的柴生芳没有应允。

　　当时，柴生军忍不住与柴生芳发生了争执，他觉得五弟处理问题太不“艺术”了。“人家已经到兰州了，也是想表达一份心意。你这样拒绝，真没人情味。”他对柴生芳说。

　　柴生芳笑着解释说，上班后一定请他们。后来，柴生军了解到，这件事再没下文。

　　在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柴生军情不自禁地对五弟表达了钦佩之情：“事实证明，还是你书念得多，道理懂得多，事情看得远。你当初的这一做法，完全正确。”

　　“人总要有一种理想信念，只要正确，就应该坚持。只要人人都行动起来，我们国家肯定会风清气正。”柴生芳赞同地说。

　　柴生军记得，五弟一直很反感现在是“金钱社会”这种观点。“他经常说，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上，精神层面最重要，诚心最能打动人。”

　　“他，确实是想为人民干点事”

　　有时，柴生军也会想，是不是念书将自己这个兄弟念“傻”了？

　　上学时，柴生军比柴生芳高两级。求学路上，他们一直结伴而行。在他的记忆中，柴生芳一直酷爱学习。

　　他们的父母靠务农养活6个儿子，家中生活极为贫寒。为了供孩子们上学，父母曾经将贷来的养牛款、养羊款，挪做他们的学费。

　　柴生芳读书很争气。

　　上世纪70年代，柴生芳上小学时，煤油每月限量供应，晚上家里照明都成问题。可他总会趁父母睡着时，偷偷地将煤油灯点着看书。为此他不知挨了多少次骂，哭了多少回鼻子；

　　上学时，柴生芳如果起床迟了，会嫌父母没有及时叫醒他，抓起书包就赶紧往学校跑；

　　放学途中，他嘴里常念念有词，有时会猛地蹲下来，在乡间小路厚厚的溏土层上写写画画；

　　出去割草，他经常看书入了迷，提个空荡荡的筐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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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高中时，他们家离宁县二中有20公里。哥俩合骑一辆破自行车，艰难地在山路上跋涉着……

　　那时，一周上六天课。星期天去学校时，母亲会为他们各烙6个大大的锅盔，再带点咸菜，当做一周的伙食。每次吃饭时，馍馍用开水一泡，就是一顿。到了夏天，一到星期四，馍馍就有点馊了，亦是如此。

　　但，这阻挡不了柴生芳如饥似渴的求学道路。

　　1986年，柴生芳以庆阳地区文科状元的身份考进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年数学、英语几乎是满分。

　　后来，他又取得了日本国立神户大学艺术史学硕士和文化结构博士学位。

　　正因为他学习成绩一向很好，十多年来，身为大哥的柴生龙一直不赞成柴生芳“从政”。

　　“搞研究多好！单纯，也有成绩。当再大官有啥用？”2002年，柴生芳回国后，决定到甘肃省委办公厅工作，柴生龙非常不理解弟弟这一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