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波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海代表团审议会场发言。张春海　摄　　

    编者按 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本报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专题报道，记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60年的发展历程，聚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基本经验和基本理论，讲述人大代表的履职故事。本期人大专刊推出来自基层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振波。

　　第一次参会，他一口气提了四份建议；第二次参会，他开始敢提议案，呼吁修改《刑法》。每次代表活动，他都抢话筒发言，为农民工群体仗义执言。

　　当选代表一年多，这位大嗓门、身板结实的农民工代表留下了不少令人称道的履职瞬间。

　　这个月，市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员走访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周振波的履职经历再次引来热议，履职新气象背后的故事也展现出来。

　　镜头一：做梦都没想到当上代表

　　周振波去年第一次在全国人大上海团审议时发言，一开口：“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全场都笑了。

　　38岁的周振波是来自河北省广平县的农民工。他说话嗓门大，讲到兴奋处，忍不住会拍桌子。初中毕业后参军，退伍后到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打工。10年来，周振波勤奋学习勇于创新，仅变压器烘干一项技术革新，就每年为公司节省20多万元。他从学徒工一步步做到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周振波压力不小，头几天吃不香、睡不着，眼里总布着血丝，“当代表不仅仅是荣誉，更是使命和责任。”他向新闻联络员一口气要了5份建议填写表，夜里想到什么，就爬起来写，“一个晚上爬起来好几次，脑子一直想着事。”

　　在会场，见他常常一身工作服，这工装几乎成了一种标志。他开始在小组会议上尝试发言，“来北京之前，我就专门和村里老乡交流过，很多人在建筑工地打工，因为怕遭老板报复，对拖欠的工资不敢要。对农民工讨薪案件，法院审理判决之后，隔段时间作个回访，这会让老板有所顾忌，不敢再欠薪。”当场，有代表向他表示，“你提的建议很好。”

　　全团审议上，他难抑激动的心情，连说了几个做梦都没想到。话锋一转，他说起农民工的求职渴望：亟需政府部门建立用工信息平台，别让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东奔西跑“撞大运”。

　　镜头二：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拐卖妇女儿童对被害家庭造成严重的伤害，我认为，不但要依法严惩拐卖者，也要对买方进行处罚。”

　　今年3月4日，上海代表团酝酿代表议案。京西宾馆的大会议室里，围成三圈的代表坐椅依次排开，会场中心是一架麦克风，代表们依次走到麦克风前，介绍自己的议案。周振波上场讲述时，特地清了清嗓子。

　　目前，拐卖儿童犯罪，已经形成了一道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终端就是“收买家庭”，如果没有最终的收买，前面的贩卖就失去绝大部分“价值”。刑法第241条对收买方的处罚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如果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对收买方处罚过轻，并不利于抑制犯罪。我套用一句姚明在动物保护公益广告中的宣传语——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对于被拐卖的婴儿来说，没有买家，就没有贩卖。所以，刑法第241条有必要修订，加大对买方的处罚力度！”

　　听到这里，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向周振波竖起了大拇指，其他代表均频频点头。大家发现，周代表已不再是去年那位心情激动、爱说“做梦都没想到能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新人”了，他的议案引起共鸣，得到很多代表附议。

　　之后，这件30人联名附议的议案，被确认为正式立法案，刑法第241条的修订由此纳入立法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