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再忙，每天晚上父亲都会陪我和弟弟玩上半个钟头。圣诞节那天，父亲甚至会和孩子们疯玩个大半天。他也会给孩子讲故事，最常讲的是《水浒传》《三国志》的故事。

　　培养中国物理学半壁江山

　　广州日报：令尊对中国的人才培养非常热心，这其中有怎样的原因？

　　李中清：我父亲中学、大学都没有毕业，直到16岁都没有学过物理，他想学物理因为他穷。那时候，日本轰炸上海，人们经常要钻进防空洞。有一天，轰炸又开始了，大家都钻进防空洞，有个人留下物理教材，他开始翻，觉得很有趣，从此便喜欢上了物理。1943年，尽管父亲没有高中文凭，他还是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所以，他一直觉得运气不错，社会待他不薄，只要有机会，他很乐意为中国出力，尤其是提携年轻人。

　　最著名的就是他于1979年创立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组织美国著名大学在常规的研究生招收计划之外，在中国联合招考研究生，由美国大学出全额奖学金，学生学成后回中国。10年间，一共培养出了近1000名研究生。仅此一项，每年父亲就要花10万美金。

　　当时没有电子邮件，所有的申请都是他亲自写信寄送至各学校，而且每一封信都附有学生的全面材料，包括考试成绩、面试结论、履历等。

　　父亲一个人忙不过来，我母亲和我就一起上，妈妈负责装信封、贴邮票等杂事，父亲和他的助手，还有我负责到附近的邮筒去邮寄。这些信多得把邮筒都堵上了，遭到了邮局的抗议，我就只好推着装满信件的小车到较远的邮局去寄。

　　30年过去了，当年优秀的CUSPEA学子很多就职于海内外知名大学，成为各自领域内的学术领军人（回国的谢心澄出任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季向东出任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系主任；王中林成了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可以说，父亲的CUSPEA培养出了中国物理学界的半壁江山。

　　没有让他老人家失望

　　广州日报：顶着诺贝尔奖得主之子的光环，会不会压力很大？

　　李中清：父亲年少成名的压力会存在，但并没那么直接。好在我和弟弟都还混出了一些名堂，没有让他老人家失望。我和我儿子有时候讲，不想做院长，想做研究，看能不能进美国科学院。儿子跟我说，这些东西不是很重要，重要是能做一些事情，能改变世界。

　　广州日报：你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加州学派”的代表，是将计量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先行者，量化分析在历史研究中有哪些应用？

　　李中清：量化分析研究历史问题有优势，它擅长多变量分析，不仅能深入理解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还能兼顾所有个体的影响与权重，避免选材时的疏漏。传统社会学研究大多是在做解释工作，而我们是做新的计算，发现新的史实，需要大量人力和学术的合作。

　　父亲不给我们留一分钱财

　　广州日报：你父亲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李中清：父亲今年91岁了，5年前才退休，从纽约搬到旧金山。他身体总的来说很不错，没有高血压、心脏病这些。但毕竟90多岁了，以前积累的小病都回来了，抵抗力下降。坐飞机、汽车不能超过两小时，所以很多活动他不能参加。最远去到半小时路程的斯坦福大学。他每个星期会有两三次去旧金山的公园散步，走1~2公里。每两周会跟我的女儿在外面画画。

　　广州日报：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对你有哪些影响？

　　李中清：他从来不是为了钱才做学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所以才能出成就。我们家很多值钱的东西都给中国了。他在上海的房子3年前已经还给中国了。那个房子原来是外公的，现在值三四亿元，保持了原有的结构。房子的位置非常好，有花园，有两个车库。光住的地方就有300多平方米。但把这么值钱的房子捐出去，他丝毫没犹豫过，也从来没考虑过给子女留财产的问题。我们也支持他的决定。

　　北大给父亲分了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但那里很少有人住，只有我儿子在北大教书的时候会去住一下。我从来不去住。我如果住的话，父亲会不开心。因为他从来不占一分钱的便宜。我当长江学者的时候，给一位领导讲课，讲了20多个小时。我让父亲给我一些建议。他说，做学问要真心做，一定要纯粹。跟钱扯上关系，就会把世界观带坏、带偏。

　　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也经常教育我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爱自己的中国。通常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他从来不说他在做什么。我们只能猜测他的心思。我和弟弟说，父亲的任何财产我们都不要，有的话也给第三代，跳一代。对于物质的东西，他觉得太多了反而不好。我们得到的物质上的东西可能会少一点，但精神世界会很丰富。

　　“5年后我才见到奖章”

　　广州日报：你父亲得诺奖时才31岁，可谓年少成名，当时有没有举办庆祝活动？

　　李中清：父亲得诺奖的时候我才5岁。当时，我们住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恰逢美国的感恩节，纽约时报的记者到杨振宁和我们家拍合影，第二天，两家人的照片都登在报纸上。后来父母离开了几天，我不知道他们去了瑞典领奖，我只知道他们不在，我学会了把我的鞋带系好。妈妈回来，我还向他们吹牛，说我学会了系鞋带。弟弟当时不到两岁。

　　得了诺奖，对我们家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因为父亲太低调了，不喜欢显摆。我六七岁时听别的孩子说过父亲得过一个好像挺大的奖，但始终没见过，我直到10岁后才见到那个奖杯。我也没觉得因为父亲得了这个奖，别人看我的眼光有什么不同。当时可能中国比较重视这个奖，在美国，大家把这个看得很平常。

　　广州日报：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奖杯时的情形吗？

　　李中清：我10岁那一年，美国总统肯尼迪请所有的诺奖得主去白宫参加晚宴。当时，他们以诺奖得主身份去白宫，我心里痒痒，说这个奖能不能看看，他们才拿出来。是我母亲拿出来的，只有她知道放在哪里。这时距离父亲得奖已经过去5年。（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欢欢 石钰 图、视频/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雪明）